葡 萄's List: 1.China

• 长沙也是中国的“脚都”，每个晚上，一半长沙人给另一半长沙人洗脚。
• 而这个城市标志性的品牌，是“电视湘军”，它的定位和方向是中国所有媒体中最旗帜鲜明的：娱乐！娱乐！娱乐！
• 《娱乐致死》这本书
• 长沙人眼中荣耀与金钱的大门
• 我不能忘记，在写这个题目咨询几位湖南老乡时，电话那头传来胸膛深处的叹息：
• 你看这次大地震，人们被画面和音乐感染，一起领略过悲壮和庄严之后，突然就觉得自己经过一次洗礼，一次人格的升华，其实这都只是一种自我想象，其实，是大家有意无意与媒体一起合谋，集体完成了一次对自己的欺骗。这就是我们的一切都诉诸于娱乐表达的悲剧。
• 娱乐行为本身，在中国实在已承担了太多的道德指责
• 我曾见到有个城市，在火炬到来之前一天，仅市内交通管制引发的好奇，就招惹得全城老百姓空巷出来看热闹，看到那一张张空洞幸福的脸，我真想为这个城市大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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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如此，在这一轮经济过热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银行坏帐的激增和房地产的急剧贬值。当然，还有更加萎靡的内需。
• 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官僚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官僚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
• 从纵向上看，中国官僚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
• 通过这种要素市场配置出来的要素，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极低
• 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
• 这些企业就只能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想方设法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否则，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中国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涨工资的事实，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这种恶性循环
• 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官僚系统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GDP。
•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
• 2004年5月份，为了配合最高行政当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种商业奇闻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
• 在土地市场中，土地供给是计划的，但需求却是竞争的；在金融市场上，供给是计划的，需求却是市场的。这其中哪里还有没有半点市场化的气味？
• 许多人一直对人们中国货币发行超速增长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面的案例似乎告诉我们，由于贪污所导致的大量现金退出流通领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 在中国的要素资源中，最具有市场化色彩的，就是毫无稀缺性可言的劳动力
• 凸现了中国官僚体系与市场经济的亲和程度
•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
•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程度奇高但很不赚钱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被这种金融和财政格局逼出来的
• 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官僚系统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官僚财政，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 七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官僚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
• 一方面是官僚集团将金融、土地资源用于洗钱，实施低效率的恶性配置，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经济都将人力资源当作某种类似于自然资源的东西，进行相当不人道的过度开发
• 而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集团通过要素垄断对中国市场社会的隐蔽但极其深重的盘剥
• 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
• 行政当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直延续着的所谓“抓大放小”政策。这种政策的另外一个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谓“放小”），扶持并紧紧抓住对国民经济有控制力的企业（所谓“抓大”）
• 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新一次经济过热的来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 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
• 一旦垄断了金融，官僚体系几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配置”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经济奇迹。只不过，这种配置与市场经济毫无相似之处。这其实是说明，不管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20多年之后具有了什么样的新景观，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围绕官僚集团意愿而不是市场“意愿”来配置的官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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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国资委官员非常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
• 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税务稽查人员，在经历了一次税务稽查之后非常吃惊地说：“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
• 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
• 唯一的能够从市场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价的劳动力
•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省、市一级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带开辟新的聚敛手段。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地方商业银行、保险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极力渗透的领域
• 在中国官僚系统廉价甚至无偿控制了一切资源和要素的情况下，他们必然要选择要素及资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对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理性）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 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
• 总体来看，在经过20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后，中国的政治结构按其意志如愿复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官僚经济
• 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 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沦为大型官僚企业的圈钱和抽取场所
• 是制造负价值的官僚利益集团以奢靡的方式支配着绝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们无法分享财富和资源，这不仅是一种效率最低的要素组合模式，也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剥削结构
• 1998年之后，中国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施所谓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
• 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容易看到，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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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结构特点呢
• 事实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 这些巨型官僚企业一边通过市场垄断地位直接盘剥消费者，一边利用金融手段间接抽取金融资源
• 透过这种结构的棱镜，中国内需低迷、完全仰赖附加值极低但规模极大的出口模式的谜底，已经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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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官僚系统完全垄断了资源配置的管道
• 伞状结构，既是中国官僚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 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
• 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类基础产业公司、地产公司迅速膨胀，就与这种抽取和配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 在最近几年套取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 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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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来自黑龙江，在上海工作、生活了8年
• 在当代中国的叙述中，“上海”经常与“白领”联系在一起
• 这里有着全国密度最高的写字楼，里面工作着全国密度最高的白领们，写字楼底下是全国密度最高的连锁便利店
• 在我们这个为积累财富而疯狂的国度，蓝领们依然在生产线上气喘虚虚，白领们在电脑前也熬得面色苍白。
• 但她还是热爱这座城市。在这里她找到了公平，只要你努力，就能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
• 这里干净，整洁，现代，时尚，这里是她家乡的反面。
• 在生命的前25年里，她只关心爱情，友情和亲情。“房子，车子，这些物质上的条件总觉得是顺理成章的。”她回忆说。
• “越发失去年轻，美貌等资本的时候；越有了独立思想、成熟的人格，反而越清醒自己的选择目标，也就更难找到对象。”她本人倒是并不着急。
• 她可能更罗曼蒂克一些
• “周围的人，甚至当时的男朋友都不能接受，认为我是疯子”
• 无论就全国还是上海的范围来说，Monica的收入都绝对在中位数以上。直到两年以前的感情失败，她才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买房自然是望洋兴叹，生活条件再要有所改善也很难。“很多人都是这样，外表光鲜亮丽”。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
• 上海这座光鲜亮丽的城市早就将自己掏空给外地人了，但除了少数的幸运儿，大部分人只能参与这场盛大的party，没有心情，也没有能力坐下来享受，他们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节节攀升的物价和房价，跌宕起伏的股价
• Monica对上海的归属感越来越少——她喜欢这儿，但她不觉得自己属于这儿。她把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性格，她从没有太努力地去争取任何事情，也因此只得到了仅够维持生活的现状
• 越来越不满足于在上海的生活，期待改变
• Monica读书的时候并不是个好孩子，也从不关心政治，但现在她试着去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顺理成章”的想法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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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政治改革话题的热情
• 海内外始终有人相信：胡锦涛韬光养晦多年，胸中早已形成一整套政治改革方案，只待时机成熟、风云际会，即可隆重登场
• 因为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启动政治改革的迫切需要
• 对原有路径的斥力、急于寻找新路径的压力，共同构成了改革的动力，使邓小平新政获得广泛支持
• 最高领导人没有动力，更重要的是整个执政集团没有动力。他们不但没有改革政治的动力，而且有着保持政治现状的充足动力，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 没有危机的压力，就没有足够的改革动力
• 最高领导人纵然有点想法，也没有可能带动整个执政集团积极行动起来。
• 国内真正视政改为必须、对政改有着明确而迫切要求的是部分知识分子、工商阶层一些人，以及少数原属于胡赵派系的离退休老干部
• 但他们的对手却是庞大的“官+商既得利益集团”，这是目前中国最强大、足以左右社会进程的力量
• 有些人之所以坚持认为胡锦涛会启动政改，是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政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不政改不得了；他们认为，胡锦涛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只是凝聚人心的口号，它底下对应着一整套完整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力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以劳动力价格优势为基础到以内需为基础的转型，从而从根本上化解效率与公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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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构思中，没有政治改革多少位置，这将主要是一场经济与社会的变革，是一次使前进方向由“效率优先”到“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调整
• 称之为“第二次拨乱反正”
• 比之立论宏阔的政治改革，这种革命更符合当下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更具有针对性，既更具可行性，也更具迫切性。上述两种改革思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从理想、理论出发与从现实需要出发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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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状态，完全放弃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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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义务教育被“改革”成“教育産业化”，公费医疗体制被“改革”成“医疗商业化”，这类假“改革”之名、行敲 剥民衆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
• “改革”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充满希望的概念已经被严重异化，所有能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进步变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滞状 态
• 许多民衆把目前中国存在衆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爲：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 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
• 但归根结底还是民衆的“圣君贤相”梦想 在起作用
• 多 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
• 而是“新”在能够安居乐业：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质文明潮流别将自己拉下太远，农民则盼望政府能让自己维持温饱。
• 政权进入成熟期、且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 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 领导者对现存制度所赋予的合法 地位依赖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间就越小。
  
• 但许多中国人宁可相信隐瞒疫情只是张文康的个人行爲，而不愿意承认这只是张按照体制运行惯例所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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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些鼓吹“现代仁政”的学者又在劝说民衆相信统治者的道德 力量，继续重复这一“圣君贤相”的梦想。
• 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统治者能够爲本阶级的长期利益著想
• 但当笔者阅读了大量有关拉丁美洲国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献之后，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专制（或极 权）国家的任何改革，毫无例外都是该国权势阶层与精英群体重新瓜分资源的过程；改革的口号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称是爲了民衆利益著想，也丝毫改变不了 这一事实。而在精英群体中居于弱势地位的知识精英，爲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块，整体上也必然走上与政治经济精英合流的道路。
• 官方还拥有发布一切资讯的权力，镇压民衆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释成政府 “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阴谋颠覆政府的暴乱”
• 用现代武器作后盾的体制化暴力压迫下，反抗者既无反抗能力，也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 近年来中国刑事犯罪案件高发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体制化暴力催化了个人报复性暴力。
• 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日益增多、生态环境明显恶化、道德秩序崩坏的社会里，穷人感到绝望，富人感到担忧，几乎没有多少人有安全感与幸福 感
• 因爲有这一“政治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没有政治责任感的统治集团
• 中国的官僚阶层通过“内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学者和民衆不知道的社会经济真相，他们的危机感其实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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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 个继续捞钱的方便场所而已
• 如果说“钞票”也是一种选票，那麽中国 精英对子女与家庭的未来安排，已经表明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投”了什麽样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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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则成爲中国精英们到国外定居的首选，它那富饶的东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滩，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总会在这片海滩上留下几片贝 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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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精英集团成员普遍安排家庭成员出国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遍观世界，没有任何国家的精英集团有这样的大 规模定居外国的集体行爲。
• “退出机制”的存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两大精英集团的成员不必再与本国人民共同承受必将到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共用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
• 因此，精英集团成员的行爲明显的短期化
• 中国既然不再被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员视爲家园，他们自然也不必再爲过分压榨而産生后顾之忧，中国历史上有关统治者与人民的传统“舟水理论”（水可载 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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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正被隔离监禁在中国东北部的一个监狱里，不能亲自出席今天的仪式。他的妻子刘霞或其他亲属也不能前来。因此，今天我们不会颁发和平奖的奖章和证书。

• 事件引发大陆地区广泛关注。该案主犯夏俊峰在经历多次上诉后无果，于2013年9月25日被执行死刑。^[1]
• 9月25日下午，李方平、张磊、刘卫国、滕彪等25名中国律师发表联合声明对该案提出质疑，其中滕彪表示，夏俊峰杀人被判处死刑是“司法杀人，再添血债，必须找出在判决书上签名和幕后指挥的凶徒，永远追查到底
• 他也表示，该案的判决旨在传达一个讯息，即任何挑战政府的行为——即便是对基层执法人员的挑战——都是不能容忍的。他说，“可能是当局想要显示他们很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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