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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en dzx's List: china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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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tly, Mann argues, foreign critics of China's human rights abuses are told not to be so outspoken. After all, there is no point in hurting Chinese feelings or mak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ig in their heels. Mann is particularly scathing about what he describes as the "Lexicon of Dismissal." Criticism of China is dismissed as "bashing," "provocative" or "anti-China" (a favorite of the Chinese themselves), and any such censure always runs the risk of turning China into an en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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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中國子文化可說是盎格拉 --- 薩克森文化與中國道家、儒家文化的結晶，新加坡文化是盎格魯 --- 薩克森文化與中國法家、儒家文化的結晶，中國大陸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及法國文化與中國儒家法家的結晶。台灣中國文化是比較正宗的中國儒家道家文化在響應西方挑戰演化出來的。如果當年春秋戰國的局面能延續上千年，中國的一次極優秀文化分枝 (例如強調科學的墨家) 也不會失傳。東亞的大陸政治地理大概是這種分裂難以維持的原因。大陸便於武力征服，在無汽車時，貿易的交易成本卻非常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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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authors of Gongjian, the recent history of “color revolution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is a lesson in the dangers of freer media, and it underpins the CCP’s determination to “control” and “use” the press.
The reform document suggests control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party’s guiding principle for media policy for years to come, that a change in the role of the press is not in the cards even as the party pushes ahead with “political reform.”
Gongjian does make other statements about the need for media development,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press law. Look for more about these topics in a future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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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包袱沉重并深受儒家思想和集权制度影响的中国，我觉得对民主文化的认同同样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可能要比东德和日本更为长久。而这种认同或许就隐藏在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崛起之中，这也是我对爱国青年保持宽容的原因之一。
我们所谈论的民主，其所带来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谁是人民？什么促使人民关心他们共同的政治命运？什么塑造了民主的公民意识？我觉得就中国而言，爱国主义可以给这些问题提供一种答案。任何一个走上街头的爱国青年，都具备了参与政治的意识。不能因为这种参与意识是在政府的默认或示意之下，或者是在异国的民主体制之下，而否定这种意识本身。更何况在这次事件中，政府所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我很赞同羽良所说的：社会运动总是对威权体制的一种伤害。连江CORE都曾经讲过：我们要提防右，但更要小心左。说明我党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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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来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个象紧张的刺猬一样（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以偏盖全），随时在备战状态，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认为出了国，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国，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决定了中国的荣辱。外人对中国的即使是一个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担负起拨乱反正的神圣义务。他在国内或许竟还是个异議分子，一出了国，不得了，他简直就变成了中国最忠诚的职业外交官，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的中国批评、挑衅，一个人肩挑了家国大任。
不累吗？
我觉得中国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识分子（假定知识分子真有那么重要），不靠象我们这类隔岸观火、使不上力的边缘人。也因此，对大陆知识分子暗暗有所期待。当我看到两眼迷离只观自己肚脐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识的尺度来衡量整个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划开而毫不自觉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心疼——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没给他们什么物质和心灵的享受，只给了他们一个忧国忧民、党国大爱的沉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轻松自然地面对外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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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在这些文字结尾介绍一下我那位维族朋友的观点：
１、强烈反对疆独，——当然政府的个别基层人员并不因此喜欢他，信任他，因为他太喜欢说出实情，——反对的理由很多，首先绝无现实可能，那会是本民族的灾难，再者，今天的维族社会缺少管理现代社会的各种人才，隔壁的中亚突厥语民族纷纷独立，很多人羡慕，但制度现实上那些国家绝非好样板；
２、强烈要求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关于民族自治的法律；
３、各种民族政策不但很难给普通维族人带来真正的优惠，多数情况只是加剧了民族道德的败坏以及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和沦丧；
４、现行体制下，汉族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维族社会都加倍的严重，凡举官场风气、社会道德、普通人的心灵扭曲等等莫不如此，维族精英多热爱自己的民族就多痛心自己的民族；
５、对未来的希望是维族可以搭乘整个汉族社会蓬勃的经济创造力的班车，学得汉族人发财致富的能力，对未来的悲观是今天新疆民族内在冲突和仇恨的日益加剧；
６、中国各民族的前途均在于中国是否有自由民主，在此问题上，没有维族与汉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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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危机将让中国领导人逐渐意识到第四维（fourth dimension）的存在，中国迄今为止很少注意到它。第四维存在于国际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所产生的国际公众舆论精神空间。在理论上，媒体与非政府组织没有实权。在实际上，它们有实力，因为它们塑造了国际舆论。全球反对中国奥运的示威者在数量上可能微不足道，但他们的全球影响力惊人。这种扩大效应来源于第四维。
中国人对第四维缺乏认识，这也表现在他们组织博鳌论坛的方式上。博鳌论坛是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竞争者。出于中国政府巨大的双边影响力，很多政府和商界高层会出席每一次博鳌论坛。但它缺少达沃斯的火花，因为它没能邀请独立知识分子、媒体和小说家及剧作家等文化人士——他们驱动第四维的国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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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少国人似乎明白了外汇储备堆积如山是个大麻烦。但解决方案呢？出国去买资产和买公司。可是闭关锁国许多年之后，有多少中国人对国际资本市场和资产市场有经验呢？多摔些跤，多交点学费没有关系。关键是要创造出一种政治制度和开放的心态，让所有中国人都把世界装在心中，而不是只考虑一个封闭的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熟悉国际大竞争的游戏规则，英雄豪杰才能涌现。
我们现在的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心态，使得我们大量的官员、博导、专家和董事长们除出国考察、旅游外，不敢出国门作生意，因为他们对外界太不了解，两眼一摸黑。很多人思考世界问题的方式之可笑，比“座山雕”和其他占山为王的土寨主开通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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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改革而言，有几项主要举动或新生事物值得注意和高度评价。第一是在去年底强调宪法权威之后法治国家的建构则更上一层楼；与此相关联，出现了公民以及律师建议对行政法规的合宪性进行立法审查、法官尝试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等积极的反应，也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诉讼案件，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非常恰当的契机、突破口以及动力装置。第二是行政行为方式的合法化与合理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雷厉风行抗非典的过程中，一方面导入官员问责制和引咎辞职制，另一方面着手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同时推动各部门转向服务式行政，有关步骤显得大胆而稳健。第三是对政协以及民主党派的定位进行了调整，并可望在宪政的框架内逐渐促成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新的良性互动。第四是中国共产党正在致力于自我改革、以身作则、通过推行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述职等方式推动党内民主化，进而带动国家整体的民主化。把以上内容归纳起来，就是违宪审查、有限政府、参政竞选、党内民主这四大改革，涉及了立法、司法以及行政之间等关系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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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信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的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么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的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么，却不知道该建设什么，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与建构起社会网络和社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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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耐心的沟通，寻求坦诚的共识。汉族作为政治、经济上长期占有领先地位的民族，尤其需要勇于承认其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勇于反思历史上曾经给藏族带来的伤害。“大跃进”后三年大饥荒中，藏族同胞与汉族同胞一样饥肠辘辘，以前作为牛、马、驴饲料的油渣、麦糠也曾成为藏人哄抢的食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癫狂中，藏区聚居区寺庙曾受冲击，经文被烧毁，僧尼被迫还俗，一些地方藏民穷到连碗也买不起的地步。十世班禅愤然呈上七万言书给毛泽东，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却被囚于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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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ang was removed from his village democracy post and made director in charge of disaster relief, he told Mufson: “Disasters are no problem. They're not like democracy. They're not as dangerous." I wish him well but I think he’s probably changed his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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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的语境中，“中国崛起”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已经接受了“中国崛起”的事实，认为中国崛起确实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机会。对于中国扩大的国际影响，他们本质上并不横加排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修理”中国，未来崛起的中国就是“麻烦”甚至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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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 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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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则是我们关于我们的内心的，关于我们那去不掉的悲情特征。我不是在要求人们冷漠，而是相信，毫无节制的抒情，既会妨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容易稀释掉我们的情感浓度，很多时候，人们会爱上的自己的“崇高”与“同情心”，而不是受难者。每个人的一生、每个社会在运行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各种不测。人的悲剧性似乎在诞生一刻起就已开始，他/她注定走向死亡。但是正是这种内在悲剧性，给予了人生的厚度与丰沛。我们赞叹海明威笔下的硬汉，或是孟子所说的“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在不可逆转的环境中，仍保持了镇定和勇气，这种镇定与勇敢赋予了人类以尊严，提供了人生活的意义。那些苦难的面庞当然值得同情，但同情也有着更深沉的形式，这种深沉使得同情可以持续得更久，并可能上升到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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