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 -'s List: SLLBrief

• xiansf（小石）    于 6 月, 2 周     说:  
    没来得及细看，第一印象是同学们的电子报图形、色彩都很丰富，和成年人追求的那种简约完全相反，呵
• xiansf（小石）    于 6 月, 2 周     说:  
    进一步说，在同学们的电子报上，传递的信息是非常多元的，好像同学们在极力捕捉各种各样的信息，视角非常丰富，在这儿，形式要远远大于语言。我也只能来欣赏和享受同学们带来的快乐。
• xiansf（小石）    于 9 分钟     说:  
    再来看看这个作品，我从里面又学到了一点：除了在首页和目录页，后面每页底下都加了导航条，这个做法很不错，：）
• xiansf（小石）    于 2 分钟     说:  
    另外，我突然在想，在其他很多地方我也看到和收藏了不少ppt的制作技巧，其中很多人都提到ppt设计中的简约，突出重点，一个词、一句话或一张图等等。但我从同学们的作品中，理解到了其实学习ppt制作的过程，可能不是一开始就刻意去强调什么简约，任何学习过程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过程。
  
  只有这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同学们才能逐渐了解ppt富媒体制作中各种元素的运用和技巧，也才能在日后，在熟练运用各种技巧，更简约地表达自己希望传递的信息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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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行程是由聚贤社(Leader's Quest)安排的。聚贤社是一家非盈利组织，旨在通过消除部门间和文化间的隔阂，提高全球范围的领导者素质。与威克利先生一起参与该项目的是来自6个国家的政府、慈善机构和学术界领袖。他们此行去了上海和四川成都。
• 聚贤社表示，为个人和高层团队准备的创意项目正越来越受欢迎。该组织称，尽管遭遇经济危机，他们收到的咨询请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 他对企业家和学校孩子的进取心印象深刻，但他发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每个孩子被2个父母和4个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全心照料，这使他感到不安。“如果你是六个成年人的注意力中心，那么你很难做到‘以他人为中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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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以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为主的志愿者队伍
•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我们有了认识各种蔬菜瓜果的系列主题活动；有了《辛苦的爸爸妈妈》、《夏天的蜗牛》、《好玩的沙包》等教学活动；还有每月一次的外出参观活动，如充分利用社区自然资源，到附近风景秀丽的后海秋游；成功举办了 “亲子运动会”等大型活动。这些活动来源于幼儿的日常生活，富含教育意义，带有很强的趣味性，因此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
• 我们的目标是要以最低的成本使四环的幼儿得到一定的教育
• 前段时间我们组织的玩具制作活动，没有很好地实现与课程的有机结合，课程内容的设计和组织也多是语言类的活动，让孩子自己动手操作或制作的活动很少，孩子对于制作出来的玩具没有亲切感，也不懂得要爱护很珍惜玩具。
• 另外，利用废旧材料制作的玩具外形不是很美观，而且容易破损，对于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的孩子来说，这些玩具不像成品玩具那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问题关键是志愿者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也很少利用和发掘这些玩具的教育价值，没有引导孩子有意识地去探索这些玩具的玩法。
• 每月一次对活动材料进行分类整理，确保每位志愿者教师都清楚了解现有玩教具材料，根据季节和活动主题的变化更换活动材料。
• 要争取实现玩教具制作与家长工作的结合，发掘家长群体中的能工巧匠，多向他们学习，也可以请他们对我们进行指导，或是教孩子如何制作玩具。这一思路还能够起到增强家长育儿自信心的作用，激发家长对源自日常生活教育价值的关注，自觉担负起对孩子的教育责任。
• 蒙台梭利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以及教育的规律，设计和制作了一整套的教具，如日常生活教具和数学教具，使孩子在操作教具的过程中学会基本的常识和知识，有针对性地发展了他们的能力。四环综合市场幼儿群体的特点与蒙氏教育的实施背景有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借鉴前人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根据四环游戏小组的特点，对蒙台梭利教具进行适当改造，从而促进孩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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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话实说，我认为经济学不可能完全解开这个扣。理由是这样的，行医和医疗服务机构究竟应该营利还是非营利，医院究竟是营利安排好，还是非营利安排好，涉及是非、也就是涉及价值观。个人之见，凡涉及价值观的话题，都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
• “好不好、该不该”的价值观问题
• “是什么、为什么”的科学问题
• 从经验科学的角度，有关医院改制的问题是不是要这样来问：可以观察到的医疗服务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是营利的，非营利的，还是营利与非营利的并存？——为什么？在这些可观察的安排下，当事人包含患者、医者和办医者，行为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又为什么？
• 大家从可以观察的现象出发，先对各自观察到的现象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描述和记载，确定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然后再讨论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并对“各自表述”的道理互相辩论、推敲、反复验证，这就是我所知道经验科学的路线了。最理想的境界是，即便人们的价值观水火不容，大家还可以在一起讨论科学问题、推进科学发现。不那么理想的呢？价值观之争每每对科学路线发生干扰。最糟的情景则是，“好不好”的问题吵得天翻地覆，科学问题毫无寸进。
• 有关行医组织的制度安排，我观察到四个基本现象：(1)人类各个社会的大多数历史，是私人行医主导的。譬如中国5000年文明，绝大多数时间都靠私人行医，即便有官医如御医，也是为帝王一家之私服务的；当代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模式”在内，私人行医、私立医院也从来没有被全盘废止过。(2)私人行医和私立医院一般是营利性的，但是从古到今，私医通常也担负一些非营利性的服务。(3)在西方古代城邦中萌生的非营利性医院，服务于济贫、宗教、军事、医学科学和人道的目标，在近代以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与营利的、公司化医院并行的医疗服务机构。(4)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产生了由国家全盘包办的非营利医疗服务体系。
• 最后一个类别，全盘国有排除私医的非营利医疗模式，也仅仅在法律上才是“纯粹的”。事实上，这个体制常常由形形色色的地下、半地下的 “私医”在提供补充，例如前苏联那些地下医生的故事、“在位的”公家大夫的“额外好处”，以及中国的赤脚医生(见本系列评论之13至18)，以及徐滇庆教授访问古巴得到的观察——那里普遍的免费医疗常常缺医少药，由移民美国的侨民把 “从资本主义免费得到的药品”邮寄回来作为补充。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全盘公医体制守不住，总是发生重新把营利性私医 “请回来”的改革，例如中国1980年代后公立医院的私人承包、改制、以及后来对营利性医院的正式承认和许可。
• 比较容易解释的，是营利性私医构成了人类医疗服务的基础。
• 营利性活动是不是就等于 “昧着良心赚钱”？我的答案是看约束条件。市场交易以清楚的产权界定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许侵犯他人权利就意味着发展一套法律和习俗来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惩罚欺诈和其他不正当活动。在这个条件下，任何人想要营利，就不能不在意他人的需求，并努力通过满足他人需求来“赚钱”，同时还要尽可能节约成本。
• 杨小凯说过的 “坏市场经济”
• 涉及生命健康
• 营利性活动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无非等于收入减成本而已。至于在什么条件下实现这个公式，法律(加习俗)限定了下限，道德限定了上限。在中外医疗史上，一个医术高明、收入颇丰的大医生，可以同时是一个道德高尚人士，正如另外一个死命想赚钱的“小”医生，在法律和行规约束下，“无意”中也为他人做了很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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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云计算”带来的历史巨变还处于早期，但世界上的IT巨头Google、 IBM、亚马逊、微软、雅虎等已展开激烈竞争。Google推出了“Google Apps”网络办公套件，包括Gmail、IM软件、日历、文字处理、PPT演示、电子表格等一系列工具，相当于微软Office办公软件的网络版，免费供用户使用。人们还看到，亚马逊的“弹性计算机云”服务，新兴的Facebook社区，IBM在上海的“蓝云（Blue Cloud）” 计划等，有可能“云计算”的发展会比人们预想的日程表更快。
• 一切皆服务(everything as a service)、事事可在线(everything online)、更快更方便(everything easy and quick)、更加个性化(everything personal)。

• 外地的一位母亲找我咨询。她的儿子今年17岁，不上学已经一年多了。这位母亲告诉我，儿子的爸爸以前老说孩子学习不好，以后只能当小混混，没想到，孩子现在拿刀子管人要钱，吸食K粉，与女孩同居致使对方怀孕打胎，真成了不断惹事生非的小混混了。

• 上周五参加儿子的家长会。现在的家长会，据我参加的为数不太多的情况来看，好像已完全成了孩子的学习分析会、讲解会、动员会。
• 这是被生存压力所压迫的成人，把焦虑向幼小孩子身上转移的明证。
• 假如两个孩子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游玩，本来他们都玩得很开心，两人都走得不快，并不计较谁先谁后。于是两个孩子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很是幸福。但现在成人加了进来，完全不要孩子投入的、欣赏的快乐了，只要孩子能超过别的孩子的快乐。于是前面的怕被后面的超过，后面的怕被落下，从而都加快了步伐，两人越跑越快，从最初的漫步，到大步流星，再到后来的全力奔跑……结果两人都累得疲惫不堪，没有欣赏到沿途的美景，没了游玩的快乐。这是何苦来的呢？
•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个术语叫“剧场效应”，说的是在球场中，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都看得好好的。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稍微看得清楚点，但是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最后全体观众都站起来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区别，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苦地站着看而不能舒服地坐着看了。
•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杨东平近日在他的博客中提出：“教育需要打一场‘反恐’战——消除家长的集体恐慌。在不能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家长其实还是可以做选择的。至少，要抵制万恶的奥数，抵制那些以戕害儿童的好奇心、想象力、学习兴趣为旨的‘培训班’”  。
• 我为什么没逼迫孩子学习，报这班那班却心理很坦然，因为我知道孩子成长成才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也因职业关系看到太多的逼迫孩子学习的恶果。在我这儿，经常能接触到因压力太大而导致厌学、恐学、拒学，精神分裂，严重的神经症、抑郁症、社会适应不良的孩子和年轻人，而他们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在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名牌大学或毕业于名牌大学。
       很多父母痛哭流涕，悔不该只抓孩子的学习，忽视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现在只希望他能是个正常的人，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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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营企业的人才招聘的真正的黄金时代，是从2003年以后开始的。从大学生角度讲，好像是“落难”了，就业难了，好单位，好公司进不去了，竞争激烈了。但对大量的普通的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大学毕业生人才的充足供应的一个新时代。其主要标志是：第一、不仅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可以招聘到大学生，而且，中国普通的中小民营企业，也能招聘到大学生。第二、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可以大量招聘到著名大学的第一流优秀毕业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第三、中国民营企业招聘搞研发的人员，也都能从容招来。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中国民间的自主创新，有了人才供应上的真正保障。

• 试想，除了大学、重点大学乃至于海外著名大学这种拾级而上的现代殿堂，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更庄严的所在，来砥砺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
• 在大众的心理中，大学这般地受到迷信，又不光因其在理想的维度中，曾经充填了少年时代的童稚幻想，还更因其在现实的层面中，往往构成了人生履历的实际转折。借助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跟整个社会权力结构的共谋关系，任何一个跃过这道龙门的人，都有可能得到一次真正的提拔，从此好官得做，骏马任骑。正因为如此，一代又一代的校友们，天然地就会充当母校的终身粉丝，这里既有心理学的基础，也有社会学的考量。
• 作为大众神话的高等教育
• 我曾撰写过一篇《保护大学生态》，因为忍不住要向人们提醒：决不可只顾兜售经济学的“丛林原则”，而毒化了校园里超越功利的研讨氛围。

• 还是那位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他曾经当做黑色幽默构想出来一串噩梦：  

      当我请求至少可以解决我们的财政困难的方案时，我的金融家校友带回给我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说，我应当允许各公司（出价）在哈佛做广告，将公司的标识打上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教室里张贴广告，在商学院的工作日程中向入学学生进行推销，并把经商活动囊括到我们所有的电视或网络课程中。我由于害怕引起资深教授造反而回绝了这项建议，我的财务顾问对此显然很恼怒。不过，第二天夜里他又回来了，带来了一个最终的建议，以免我由于未能及时还贷而在公众面前丢脸。他说，我只需这么做——同意取消最后100名哈佛本科生的入学资格，改把它们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 尤其在所谓“大学理念”的问题上，情况更加严重。大家早已见惯不怪的是，一旦谈论起大学来，即使是那些自称从没把自由主义价值放在眼里的学者，也马上要祭起所谓liberal education 的大旗，而忘了无论借着它的历史语境而把这个英文表达发挥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其实都掩盖不了它最原初最结实的本意——“自由教育”。
•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 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
•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
•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
•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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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希均在台湾中兴大学毕业之后，于1959年赴美深造，1964年获密歇根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他获得大学终身教授以后没有继续留在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里，而是分出一半时间回到台湾从事观念播种的事业。30年来一共用中文发表了一百三十余篇文章，出版了19本书，总计达400余万字。他还同一些朋友共同创办了《天下》和《远见》两本杂志，和天下文化出版社。他在传播新思想，介绍新观点，引进新学问方面的成绩，使他成为台湾知识界无人不知的人物。1988年首次访问大陆以来，他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至今已经出版多种。传播观念，开发民智，决不是容易的事。用高先生的话说：移山比观念改变还容易些。
• 例子之一是据说明年“节能法”要出台。节能原是一种经济活动，何劳法律的大驾。如果节能要靠法律，那么节约其他资源是否同样要靠法律呢？这一来，我们不仅要有节能法，不要有节水法、节钢法、节电法、节时间法、节资金法、节外汇法……这些法律互相还会打架。
• 例如根据节能法应该加装烟道锅炉以利用余热，但根据节钢法则属于浪费。强硬的计划经济之行不通，事实已作出了证明，难道更强硬的法律经济就行得通吗？
• 高希均在1980年统计台湾留学生中回台的人数仅10％左右，而台湾政府对每一名大学生的学费补贴达每年10万台市上下。为了防止人才外流，鼓励学成回国，高希均提出了“留学存款”的构想。他的基本想法是对于公立大学毕业生（私立大学的学费大体上等于成本）。毕业后工作不满四年的出国留学时应交留学存款。此款于学生学成回国时按复利计息归还给学生。
• 说到这里，读者恐怕会对台湾社会与大陆社会之相像感到惊奇。海峡两岸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也处于极不相同的阶段。只是因为同文，同种，同历史，两岸面临的问题就如此之相同。读者也一定会感兴趣，对于这些问题高希均教授开出了哪些药方，这些药方是否也可以用来解决大陆的各种问题呢？据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的印象来看，这块他山之石确乎可以用来攻大陆之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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