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eau Ile's List: 社会稳定与群体事件

• 三位中国著名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联合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上发表长篇文章《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文章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着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
• 目前存在的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拖欠工资和养老费问题等等
• 在目前重大社会问题信息不完全、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有关部门在掌握了真实信息的情况下，“欺上（指欺骗中央领导人）瞒下（指对社会公众隐瞒）”十分盛行
•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
•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
• 本文的研究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判断之上：
  1、人们的实际经济与社会地位直接影响他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或不满意程度。
• 2、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他们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
• 3、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与否还会影响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
• 4、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社会形势稳定程度的主观判断，及其表达不满方式的激烈程度都可能影响客观社会形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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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各机关「着力解决土地徵用、城市建设拆迁…中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共官媒新华社分析指出，中共官方首次将「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事件」写进中共重要文献的举动，意味着「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
• 据统计，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8,700起、1999年超过3.2万起、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到2005年8.7万起(包括妨碍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斗殴、滋事等)，13年增加10倍(于建嵘「中国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2007.10；中共公安部网站，2006.5；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
• 于建嵘2007年10月发表「中国的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ㄧ文指出，截至2005年的统计，中国大陆群体事件中，农民维权占35%、工人维权占36%、市民维权占15%、社会纠纷占10%、社会骚乱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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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到2003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每年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
• 周鸿陵同时指出，仅仅是对官员进行培训，而不和基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很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他表示，把培训和制度建设相结合，才能保证群众的利益不受侵犯
• 竹立家指出，每个偶然事件的背后实际上都有权商勾结，且没有揭发出来的事件也可能有权商勾结这一现象

• 如上海大楼倒塌一事。上海倒楼事件发生后，有媒体报道称，开发商梅都公司的多名股东系政府工作人员。

   

      上海市有关部门表示，正在进行相关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媒体公布，但已确认梅都公司第二大股东阙敬德是梅陇镇镇长助理。

   

      竹立家指出，土地过分集中，官商勾结、权商勾结这一现象比较严重
• 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就是因为有官员介入市场，介入利益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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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皮书列举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贵州瓮安“6·28”事件、陕西府谷“7·3”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深圳宝安“11·7”事件、甘肃陇南“11·17”事件、广东东莞“11·25”事件，并指出“群体性事件由来已久，但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蓝皮书认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是多元的，其中“地方政府与民夺利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蓝皮书指出，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在公共事业范围内大肆侵犯民众权益，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
• 另据中国社科院农村所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 蓝皮书还指出了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其他原因：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心理及社会舆论对分配不公、不正当致富表现出的强烈不满，普通民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适应等。

• 公安部长孟建柱曾撰文指出，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现场秩序，化解矛盾，制止过激行为，防止局势失控；必须讲究政策、讲究策略、讲究方法，坚持“三个慎用”（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

   

  去年11月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对话与协商、信息公开与权益保护取代了传统的堵、压、瞒。对此，蓝皮书认为这表明政府的处置理念正在发生转变。

• 群体性事件六大诱因

   

  ●地方政府与民夺利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心理及社会舆论对分配不公、不正当致富表现出的强烈不满

   

  ●普通民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

   

  ●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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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年的劳动争议案件还有一些新的特点。比如劳动报酬、工伤待遇、社会保险和经济补偿争议占多数，有些地方占80%以上。第二，结案率在下降。第三，新型的群体性争议有增长趋势。所谓新型，就是很多新的利益诉求，所谓群体性就像深圳也都爆发了。

• 由于2009年是我国60周年大庆，所以各地都对社会稳定和维持社会秩序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黑恶势力，特别是清理社会犯罪团伙的行动，所以整个社会形势保持了基本稳定的状态。但是现在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今年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
• 特别是引人注目的态势在重演过去的群体性事件，比如湖北石首事件，几乎重演了2008年瓮安事件的发展。
• 我们把这类事件叫做“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非阶级性的是说参加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无直接利益的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和事件本身没有关系。这就说明在我们的一些地方，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 当然也有我们熟悉的有阶层性的、有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吉林通钢事件，通钢事件的陈国君之死反映了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仍然发生这种损害职工利益
• 特别是2009年，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当中，我们特别关注和环保原因相关联的群体性事件在快速发生。所以在2009年因为环保原因造成的群体性事件，近十几年来，全国十大环保群体性事件中，发生在2009年的就有6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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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说，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问题上，“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 去年，我国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就有近10起，其中以新疆“7·5”事件和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影响最大。《法治蓝皮书》认为，地方政府因处置不力难以脱责。
• 为了片面地、机械地树立本地区“社会稳定”的形象，也为了少数地方官员晋升的需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初期，采取“捂盖子”、不向公众通报真实情况的做法，导致谣言满天飞。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态度不严肃，不是依法采取应急措施，而是依靠某些领导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过分依靠临场发挥，草率作判断、下结论，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严重质疑。
• 些突发性公共事件，如“6·5”公交车燃烧案，就因为政府迅速公布权威信息，直面公众疑惑，保持了社会稳定，维护了政府的公信力。但另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却因为相关部门甚至个别人的轻率、武断言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公众质疑和声讨，严重恶化了本来已经得到控制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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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发布和实施是中国继人权入宪之后、在人权法治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医疗体制改革、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尤其关注了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海外流失的国家文物的追索、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处置，侵权责任法的制定。

• 今年出现了一些引起大家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包括上半年连续发生的校园血案。从每个案件来看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弱势的孩子们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从社会深层来说，要防止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一种固化的态势，就是说，要充满活力，就要加快流动，让每个人都有上升的希望。如果社会底层这部分人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很难改变他们自身的状态的时候，往往会作出一些反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向更弱势的群体进行报复，对社会危害很大。

• 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和严重侵犯群众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办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案件。这次表述较过去的表述更加全面，特别是把查办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滥用职权等渎职行为，把查办贪污贿赂等贪财性的腐败犯罪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渎职侵权犯罪越来越重视，根据近年来一些地方重大责任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生态、能源、资源事故多发，群体性上访，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专门听取了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渎职侵权检查工作，把情况报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正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求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力度

• 2011年6月10日晚约9时，广州增城大敦村，挺着大肚子的孕妇王联梅和丈夫摆地摊时，与大敦村治保队的人员发生冲突，其间王联梅倒地。随后，围观民众与当地治保队员及之后赶到的警察发生冲突，自此引发了一起持续三晚的严重打砸抢烧的骚乱事件。
• 此前湖北利川因一名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6·9”群体聚集事件
• 广东潮安古巷镇因农民工讨薪却被砍伤，引发了潮安古巷镇“6·6”事件
• 在北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因为两起意外死亡，亦引发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
•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分析，与2008年、2009年相比，2010年国内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增长势头放缓，甚至没有发生一起类似瓮安、石首两地的重大群体性事件。近期群体性事件再次连续发生，意味着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建立大维稳体系和模式成熟之后，形势首次发生反弹。

•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数学者看来，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并未有根本改变，判断的主要依据则有：

   

  　　——参与者的诉求多为民生经济利益，而不是以体制外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利再分配。

   

  　　——持续时间短、组织化程度低、相互之间没有横向联系。

   

  　　——多属于被动应对式，而非主动积极型，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多是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 他们认为，目前发生的事件并不会对现行体制产生冲击，他们也注意到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首先，近期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诉求明显朝向抽象的不满情绪发展，可能会上升到更高层面的价值观追求，由此可能演变为价值观冲突。

   

  　　其次，网络传播使事件的影响加大并吸引更多参与者，各利益群体的不满情绪有蔓延和结合的趋势，若引起不同阶层和政治群体参与，那么事件性质不排除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

   

  　　第三，各领域深层次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在地域上表现为全国扩散。如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劳资纠纷，而是外来农民工迟迟不能融入城市之后，被歧视和被剥夺的情绪综合爆发，甚至本地人与外地人矛盾超越了劳资矛盾。

• 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分析认为，如果这些不满情绪继续蔓延，甚至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群体事件发生。

   

  　　新趋势的出现使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正处于转变的关键时刻。密集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再次敲响社会管理的警钟。这些事件有什么新的特征？代表了群体性事件未来发展的什么趋势？为什么会连续发生此类事件？
• 按照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脉络，一般分利益冲突、情绪主导冲突、价值观冲突。

• 早期群体性事件的诉求很简单，但现在可能会升华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观层面。

   

  　　如果冲突产生的原因是价值观，那就超越了一般的草根阶层诉求。比如去年发生的钱云会事件，其中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
• 过去参与者多是受害人或潜在受益人，现在的群体性事件有更多利益无关的参与者，而且诉求超过事件本身，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网民和非直接当事人的参与极大地影响事件进程。在个别群体性事件中，组织化程度已经比较高。
• 我过去把群体性事件分为维权事件、泄愤事件和社会骚乱事件。现在看来，今年的这些群体性事件正在从泄愤事件转向社会骚乱事件，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的区别在于攻击的目标不同，在潮安古巷镇“6·6”事件和增城新塘“聚集滋事事件”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对无关人员财物的破坏。

• 过去有一种说法，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即他们是被动的维权，但2010年“本田罢工事件”则出现一种积极的维权行动。如何看待这种情形？

   

  　　于建嵘：规则意识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对现有规则重新解读，二是引进新的规则。目前较多的还是解读规则，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讨论族群问题需要关注他们是怎么动员起来的。他们动员的基础是认同“本地人剥夺了外来人”。在这个基础上，人们习惯性地以地缘来划分群体的边界，形成心理学上的刻板效应，这又进一步促成和加深了两个群体分野。
• 锡盟草原开矿事件是处于一个资源稀缺情况下的地域性问题，因为地处民族地区，容易将之转化为族群问题，但这个事件其实并不一定必然与民族因素有关。在古巷镇的事件、增城新塘的事件中，将本地人和外地人贴上标签，这样容易动员
• 对阶段划分，要看三个标准，一是组织化程度高低，二是持续时间长短，三是诉求的性质。
• 目前中国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诉求还是民生经济利益，如绥江、上海宝山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而不是以体制外的行动谋求体制内权利再分配的政治行为。但另一方面，超越民生经济利益、追求公平正义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如锡盟、利川事件。
• 许多人看来，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而在我看来，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过去的说法是需要100年时间，这个进程不可逆转，那么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态势就不可能逆转。
• 一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集团化，它们缺乏处理问题的动力和机制；二是中央对地方官员采取的治安考核，使得地方政府一旦遇到公开抗议就不分青红皂白采取捂和打压的办法；三是在地方政府存在腐败的情况下，打压抗议者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选择，因为通过打压减少了利益损失，因此，打压常常能够掩盖相关腐败与违法行为。
• 总体上有些进步：过去很多群体性事件是按敌我矛盾来定性，现在认识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承认这是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另外，在应对办法上也有所进步，认识到媒体的作用，现在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布事实更迅速。
• 一方面，这些行动确实有一定的违法性，但另一方面这些是维权行动。政府用法律手段处置相关人员并没有错，问题是可能出现选择性执法，对有利于自己的不按法律办事，对打击老百姓拿法律来惩处。
• 对群体性事件实行政治化的处理，是一种常见的手法，不仅仅针对社会骚乱事件，即使对于和平的抗议也是如此。这样会把一个正常的、合法的民生经济利益诉求的抗议行为定义成政治行为。这样做，短期也许可以抑制群体性事件的升级，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引起更大规模、更持久的对立。
• 2003年前后，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联合五部门出台关于官员问责的规定，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一票否决制”，但问责实施的却不多，正职官员更少被问责，最后承担责任的多是基层官员。
• 今年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层次问题有关的特征
• 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民众的失望情绪在增加，他们希望利用这些事件来宣泄

• 单光鼐：大维稳体系使人员大规模聚集困难，从一定程度上消解和约束了群体性事件发生，所以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呈现增势趋缓的态势。

   

  　　但是这种维稳的方式在特殊时期可行，长久不行。今年的群体性事件密集发生，是群体性事件增长态势放缓后的首次反弹。这说明从长久来看，必须治本，解决主要的社会矛盾。

   

  　　谢岳：2008年是中国维稳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以至于此后凡是有大的活动、敏感时间，就采取类似的大维稳模式。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政治动员，而不是常规行为，其弊端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动整个官僚系统参与维稳，实质上是一种反科学的行为，因此也是一种反市场的行为
• 带来了国家制造假想敌人的恶果。许多人的上访、抗议其实不过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物质利益，诉求非常明确，而且行为合法，但是在现有的维稳模式下，这些人上访或抗议往往被劳教、关精神病院，甚至被判刑，他们最终演变成了敌人。
• 维稳不能限于消极防御，变成了监视、隔离等高压政策，维稳要有大格局，归根到底要疏通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如果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内表达利益诉求不被允许，那么就可能走向突破法律的集体行动，包括社会骚乱事件
• 维稳导致政府内部职能混乱，形成了“非正常的政治”，一些地区政府职能部门围绕维稳转，不乏有的部门在其中扩大自己的权力
• 正因为维稳的需要，所以需要赋予公安部门更大的权力，一种方式是担任政法委书记，另一种为担任政府副职。我更倾向于后者，前者会导致对法院和检察院的干预。
• 公安部曾出台政策，城区公安不受制于区县，而是直接由市级公安管理和指挥，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要让公安受制于地方，但改革执行得并不是很好。即使区公安局的财政来源于上级公安，而上级公安来源于其同级财政，但是区公安仍有许多经费受制于同级区县。在维护公共秩序的时候，特别是出现群体性事件，公安部门很难独立于当地政府。
• 国家也试图扭转司法系统在维稳中的从属地位。2003年推动的政法经费改革，增加中央和省财政对政法系统经费的转移支付，让法院能和地方政府之间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但是效果不理想。
• 法院之所以仍然依附于地方政府，党委的因素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
• 信访在整个维稳体系的位置可能更加重要。调研中我曾发现，在云南某地，一个信访局的科长可以命令法院院长到什么地方接访民，这样就把整个官僚体系的层次搞乱了。
• 目前越来越多因为上访而被关精神病院、学习班，劳教或判刑的个案被披露，呈现出一种社会管理的混乱状态。
• 第一，要讲社会公平。要调整社会分配机制，社会公共服务要向穷人倾斜，保障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
• 拓宽底层群体特别是底层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和主流社会的渠道，特别要从政治上高度重视公务员考试的不公状况，让民众都有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 第二，司法公正。改变司法权力地方化的现状，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才、物应脱离地方党政
• 第四，加强社会建设，放开社会组织，运用公益力量整合社区。处理这些问题，执政者需要大智慧
• 从历史以及长远来看，普遍的社会不满只有借助于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外围打转不仅积累更深刻的矛盾，也会错过中国政治进步的机会
• 退一步讲，即使不进行政治改革，司法改革也仍然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不可替代的途径。通过司法改革，让法律能够实实在在地保护公民的权利，能够真正地管住官员的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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