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eau Ile's List: 政法委书记权力范围的变迁

• 为精简领导干部职数，此前党委与另三大班子交叉任职现象有所增加，比如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等。但此次换届情况有所变化。

   

    　　公检法三个政法单位，检察长、法院院长由人大选举产生，级别相当于同级政府副职，公安机关则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之一。

• 据公开资料统计，五年前地方集中换届，各地公安局长由政法委书记兼任的情况较多，另有部分由政府副职兼任。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一个好处是协调更方便，但也面临监督难题。

   

    　　在本轮换届中，各级地方公安“一把手”多由政府副职兼任。如近期有媒体报道，广东21个地市政法委书记均不再兼任公安局长，改由一名政府副市长兼任。

   

    　　同时，政法委书记由专职副书记兼任的情况增加。在广东，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后，深圳、佛山、中山、江门、肇庆、湛江六市的政法委书记，也由市委副书记兼任。

• 除直辖市、民族自治地区等地方外，近年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也较多见。

   

    　　此次换届后，中西部的四川和湖北在本轮市县换届中，党委书记不再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书记兼任政协主席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在决策中更多地采纳、听取政协的意见，也有利于协调解决政协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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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结束后，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的现象进一步减少。南都记者统计，目前31个省(区、市)中仅有8省(区)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厅长。专家分析指出，这有利于理顺政法系统的管理体制，今后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厅长将成为趋势。
• 2003年以来，各级公安厅(局)长由同级政法委书记兼任成普遍现象，但争议也一直不断。2007年上一轮省级党委换届结束时，共有12位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首长。到2010年4月，全国有14个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
•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4月，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厅(局)长。此后，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的数量开始减少。
•  据记者统计，有7位政法委书记有法学相关的教育背景，其中陕西的安东，广西的温卡华，山西的王建明和新疆的熊选国4人为法学博士

•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政法委书记中，有6位出自政法系统，有长期在公、检、法、司、安系统任职的经历。其中，宁夏的苏德良在安全部门任职超过20年。贵州的崔亚东，云南的孟苏铁，河北的张越和宁夏的苏德良都是从基层系统做起，长期在地方任职。比如崔亚东自部队转业后，就是从合肥市的公安局基层科员干起。

      此外，新疆的熊选国和山西的王建明则是“由中央到地方”的代表。熊选国在2011年履职新疆前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而王建明则在2009年从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任上转任山西省最高检代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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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 一要把好政治方向；二要服从服务大局；三要带头依法办事；四要密切联系群众；五要狠抓基层基础；六要带好政法队伍。
• 去年以来，各地党委相继换届，政法委书记队伍发生明显变化，更年轻、学历更高的同时，新任政法委书记占了多数，其中大部分缺乏政法工作经历，迫切需要提高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 期培训班对全国各省、市、县三级地方党委政法委书记以及省一级新上任的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政治部主任进行了集中培训，规模之大、培训人员之多在中央政法委历史上是空前的。

• 举办培训班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中央新要求、群众新期待以及政法队伍新变化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通过培训，让我们进一步认清形势，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有助于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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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紧紧围绕“如何当好政法委书记”这个主题，重点就政法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政法委书记的岗位职责等3个单元
• ‘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 各地政法委书记纷纷表示，要把好政治方向，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切实做到头脑十分清醒、立场十分坚定、旗帜十分鲜明。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政法机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政法机关要肩负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任，就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持讲党性、听党话、跟党走。”辽宁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宏说。

• “政法委书记都姓‘党’，必须始终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肆虎表示。

   

  　　四川省泸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镇通过学习培训体会到，政法委书记必须不断强化政治意识，搞清楚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头脑中始终绷紧党的安危、国家安危这根弦，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开展工作，带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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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办事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一方面，群众法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提高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的水平；另一方面，身处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期，只有运用法律手段才能广泛凝聚共识，并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浙江省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俞少平说。

   

  　　对于“政法各单位是执法司法机关，必须带头严格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的观点，政法委书记们均表示认同。

   

  　　在上海市嘉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倪耀明的眼中，政法委书记是这些政法各单位的“班长”，只有带头严格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才能支持和保障政法各单位依法正确履行各项法定职责，抵御、克服影响公正执法司法的各种干扰，为政法各单位创造良好执法环境，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执法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 谈及坚持依法办事，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赵江涛认为，一要支持和保障政法各单位依法正确履行各项法定职责，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二要加强执法监督提升执法能力，推进警务、检务、审判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三要始终坚持从严治警，加强政法队伍内部和外部监督管理，严肃查处政法干警中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净化政法队伍。
• 　“对新进年轻政法干警，要分期分批全部轮训，加强党史国情、光荣传统、理想信念、群众工作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力度，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群众观念，切实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四川省盐边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琳在培训中体会颇深。
• “为培养一支让党委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政法队伍，长沙之前出台了‘停职歇岗、分离培训、辞退除名’等三项措施和‘单位零事故、执法零过错、干警零违纪’的‘三零’目标管理，实行全员绩效考核，狠抓‘六个严禁’专项治理，加大明察暗访力度，整治执法突出问题。”湖南省长沙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虢正贵说，今后，长沙将进一步将纪律作风建设常态化。
• “大兴安岭是全国37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地区之一，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下一步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哪里?”刘杰带着这样的思考参加了培训班，现在他已经明确了方向：大兴安岭地处祖国北疆，施行政企合一，生态特殊，区域复杂，为维护边疆安全和群众权益，社会管理创新要在公共安全体系上下功夫。
•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霄培训后提出化解社会矛盾、控制社会面、社会管理服务、平安创建宣传、政法队伍建设五项工作有新突破的要求，并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
• 　参加首期培训班的湖北省潜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力告诉记者，借鉴北京东城区经验，依照不留死角、不搞“一刀切”的原则，通过分析辖区面积、流动人口、治安情况等，将主城区划分为126个网格进行管理，并制定出台了《社区网格化管理实施方案》、《网格管理员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现在，网格管理员的招聘以及信息管理平台一期开发工作正在着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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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6月3日以《广东21地市政法委书记换届后均不兼任公安局长》为题，报道广东省近期出现省、地、市、县各级政法委书记实权大削减，从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兼任政法委书记后，各地市政法委都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其中深圳、佛山、中山、江门、肇庆、湛江6市政法委书记由市委副书记兼任；另有11专职政法委书记，其余兼任经济要职。调整中，有河源市彭定邦、汕尾市马伟灵，是从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转任副市长续兼公安局长。另外佛山、中山、江门3市，先前都是一人兼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三职，卸任后，公安局长职务改由一位副市长兼任、政法委书记职务则由市委副书记兼任。国内外众多华文媒体全文或部分转载了《南都》的报道。

  可以观察得到的是，中央就政法委的地位与作用已经进行了新的布局。比如，已经有若干省委完成改组，政法委书记不再是省委常委了，包括广东和上海。

• 对于此举，海外华文媒体对此有不同解读，见仁见智。但是，对此作政治性解读的较多。

  比如，台北出版的《中国时报》6月6日刊文援引熟悉内情人士的话称，被视为十八大常委热门人选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此举并非他继乌坎村事件后另一创新，而是党中央在薄熙来案后的另一举措，从而削弱各级政法委书记，由下而上架空中央政法委书记部分实权，以达削藩与抑制中央政法委权力一举两得之效（参见龙柏博文：http://blog.dwnews.com/post-208093.html）。

• 据龙柏观察，按大陆地方惯例，政法委书记多身兼公安局长，这样一来就可直接掌握枪杆子和侦察抓人权，加上各级政法委书记都直通中央政法委，等于对内维稳可绕过省市党委、政府领导，直接下令。中央政法委书记在目前九常委中排名并不靠前，但绝非虚职，举凡治安、司法、检察、警卫乃至部分情报系统均由其掌控。客观分析的话，政法委权力坐大，直接控制公安、司法、检察、武警乃至情报系统，这其实也容易形成另一个权力和决策中心。若如此，则会导致违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中国时报》观点认为，广东大削各级政法委书记实权，实际上是削弱中央政法委实权，因以往地方各级政法委书记都与中央政法委关系密切，这次广东大换血，多不按惯例征求中央政法委系统意见，等于切断中央政法委绕过省市党委核心人物，直接下令地方政法体系管道。换言之，广东大削各级政法委书记实权，实为汪洋执行胡锦涛对各级政法委削藩的一个重大战略。
• 另有观点认为，过去多届中央政法委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出任，仅十六大、十七大由常委级罗干及周永康出任，这是违反常态的。由于司法体系最高层级负责人多为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是政治局常委，党干预操作办案倒成了常态了。故一直以来就有学者呼吁取消政法委或降其位阶。

• 的确，政法委的地位在党国体制内非常特殊，其实际地位十分关键的，特别是在“维稳压倒一切”的特殊背景下。政法委的出位，首先表现为它在党章和宪法里面找不到直接依据，我们最多也只能用扩大解释的办法为之辩护。

  更为尴尬的是，政法委书记一般兼任公安局长，于是造成了公安局长领导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这种状况。在这种架构之下谈“审判独立”或“检察独立”（宪法用词）是不太现实的，遑论具有普世意义的司法独立。

  在“党要管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参见党章）的原则指导下，政法委的作用主要应该表现在保持指导思想的一致性、制定改革方向和政策、以及进行重大人事安排方面，而不是直接干预日常的审判和检察活动，直至越俎代庖。

  从党内制度安排和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工来看，政法委当然会继续存在的。从其实际政治地位来看，政法委的确具有凌驾性。但是从制度和操作层面观之，政法委可以和公检法分开，而不是整合（integration）。公安是政府机构，置于国务院之下，属于行政权范畴；法院行使国家司法权；检察院则行使国家的法律监督权（我不认为它是司法权之一部分）；宪法要求后二者直接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 第一步就是要政法委归位，公检法三家各司其职、各自为政。只有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各自的宪法权力，才能实现司法公正的条件。

  现在有人主张，为了达致司法独立与公正，应从撤销政法委开始，然后让“两院”的人财物不受制于当地党政（参见下附洪巧俊文）。也有论者提出，撤销政法委≠司法独立（周立新律师的观点，见下附文）。二者都有道理，但是我看实现第一种观点的条件目前还不完全成熟。
• 关于政法委对司法机关的指导或“领导”问题。这是一个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问题。政法委是执政党的机构，它没有宪法性地位和职责。但某些文件中规定，政法委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指导督促政法各部门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及工作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其实，这既是给政法委授予的一项权力，也是给政法委出的一道难题。有些案件，在公检法之间出现分歧，比如，公安侦查完毕移送检察院，提请检察院批捕，而检察院不予批捕；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无罪。原本这是很正常的各负其责的情况，可有了政法委要“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的规则后，有的部门就要找政法委，要求政法委做各部门“思想和行动”要“统一”的推动工作。这时政法委就很为难。他们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他们的业务水平一般来说并不比公检法部门高，他们怎么统一呢？真统一，可能更多的是靠权力，而不一定是靠法律。就像佘祥林、赵作海两起“亡者归来”的“杀人”案，媒体披露的政法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就是这样为了推动案件进展而政法委被动“统一”出来的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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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普遍的变化是，原本兼任公安局长的政法委书记，在换届之后不再兼任此职，这一趋势在年初就已非常明显。随着广州、深圳、东莞、梅州四市陆续作出调整，目前，21地市政法委书记均不再兼任公安局长，改由一名政府副市长兼任。

•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备受关注的公安局局长一职，目前已经有17个地市不再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而改由市政府副市长兼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