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eau Ile's List: 学者批量申请财政信息

• “我们还对每一个省的11个厅局级机关（省政府、人大、政协、教育、卫生、财政、国税、地税、环保、工商、交通）进行了透明度调查，向31个省的这些机构发出信息公开申请，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来评判各部门的透明度。结果平均得分仅约2分（100分为满分），也就是说这些部门和单位的财政几乎是完全不透明的。”

• 在部门加总排行榜中，得分最高的卫生部门仅7.21分，其后分别为交通部门5.84分、财政部门4.22分、教育部门3.88分、环保部门3.81分、地税部门3.54分、国税部门2.63分、政府（办公厅）2.17分、工商部门1.61分

• 排名最末两位的分别是人大0.25分、政协0.12分。

  “在我们发函过去的时候，人大和政协机关往往认为他们不是政府部门，没有必要公开机构的收支情况。”刘小兵告诉记者。

• 在省级加总排行榜中，排名前10位的依次是福建、宁夏、北京、广东、陕西、黑龙江、江西、内蒙、浙江、海南。福建和宁夏是仅有的两个得分在10分以上的省份，分别为16.57分和11.01分。

  排名居后的10位依次为河南、广西、辽宁、贵州、青海、山西、西藏、吉林、新疆和云南。其中最后7名得分都在1分以下，而云南省由于没有意愿提供任何信息，得分为0。
• 在与全国341个受调查部门取得联系并发函后，只有147个部门主动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的方式与课题组取得联系，不到受调查部门总数的1/2；而最终给予明确答复的部门只有109个，不足全部单位的1/3。
• 信息公开程度则更不乐观。在给予正式答复的109个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了部分信息，能公开信息的部门仅约占受调查部门总数的5％。
• 从省级层面的对比研究来看，福建省提供信息公开的部门最多，但也只有3个。而其他的省份则更少，有的是2个，有的是1个。有17个省份提供信息的部门数为零。

• 信息公开的总体质量和层次也不乐观。

  “整体而言，总量的信息公布相对较多，而结构的信息相对较少；粗的数据公布较多，而细的信息则提供较少。”刘小兵举例说，有关“津贴补贴”与“出国费”等项目的明细支出内容，基本上没有单位对此给予信息的公开。

• 一位课题组成员表示，除少数几个省市单位提供了部分信息外，其余单位几乎无一例外按照如下的话语进行了回复，“……确实无法通过主动公开渠道获取的政府信息，请依据‘一事一申请’原则向本机关提出申请，由本机关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经必要程序后予以答复。”

  何谓“一事一申请”，政府部门没有明确解释。“这是各省、市、自治区‘共同协商’的结果，抑或是各省市各部门默契的‘齐步走’，我们不得而知。”上述课题组成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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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出，“要推进政务公开，增加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赢得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最新的一项评估。3月30日，本报记者获得的这份“2010中国省级部门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显示，全国341个省级部门的行政收支情况几乎不透明。

  这是该中心继连续两年推出“中国省级财政预算透明度排行榜”之后，集合近百人研究力量做出的测试政府信息透明度的新榜单。
• 此前不久，该研究中心公布的“2010年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显示，中国省级财政预算透明度为21.87分。（相关报道详见本报3月10日2版《地方财政透明度年考：项目越细，越不公开》）

• 新榜单的研究就我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市、区）的11个部门机关（政府、人大、政协、财政、国税、地税、教育、工商、环保、卫生、交通）的省本级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果显示，得分最高的卫生部门不到8分，而榜中得分最低的政协仅得0.12分。即使所有11个部门加总后，总分也才35.28分，远不够单项及格线。

• “成绩非常难看。”负责该课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蒋洪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调查前预期不高，但结果还是超出预料。

  课题组牵头人之一、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小兵表示，部门行政支出的信息收集难度比财政预算信息收集难度更大。“各部门的行政收支通常被认为是地方一般预算当中最敏感的部分，因此调查异乎寻常地困难。”

• 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从事该项研究的课题组便以课题研究的名义，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通过信函方式向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1个部门机关（共计341个）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我们所申请的信息共25项，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年度部门收入来源和用途信息，一类是这些机关的基本信息。”刘小兵介绍。
• 在部门行政收支部分，包括部门的收入总额和来源、以及部门的支出总额和用途。比如，多少支出用于人员经费、多少用于公用经费；而人员经费中有多少是用于工资发放、有多少是用于津贴补贴；公用经费中又有多少是用于差旅费或出国费、招待费等等。
• 在机关基本信息部分，则包括工作人员数量、各级行政干部人数、机关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有多少公车及其价值是多少等等。
• 根据各部门的信息提供和回馈态度，课题组对全国341个省级部门单位的行政收支及相关信息的透明度状况进行汇总打分与排名，分别做出了按照部门加总和省级加总的全国省级部门信息透明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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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省级财政透明度的整体得分略有提高，但幅度很小。平均得分率为21.87分，比去年公布的2006年本级财政决算数据的得分高0.16。“经过一年的时间，财政透明度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徘徊不前。”日前蒋洪在全国两会分组讨论时失望地透露过这个结果。
• 调查中，课题组将一般政府基金分为支出总分类项目、部门预算项目、单位预算项目、转移支付项目、政府基金收入项目和政府资产负债项目六大类别
• 分析结果表明，部门预算项目的平均得分率比较高，转移支付项目的平均得分率仅为10.8%，政府资产负债项目上除广东省以外各省均未公开任何信息，得分率几乎为0。而单位预算项目各省均未公开，得分率为0。课题组因此得出结论，在财政信息的公开上，越是细节的信息越缺乏公开。
• 行政开支调查所申请的信息共25项，主要涉及部门收入来源和用途的信息、部门的支出总额是多少、有多少是用于人员经费、多少是用于公用经费、公用经费中又有多少是用于差旅费或出国费、多少是用于招待费等
• “评估的结果令人吃惊，以100分为满分计，全国的整体评分平均不足5分(只有3.24分)！”蒋洪告诉记者，在341个受调查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其中的部分信息，能公开信息的部门仅约占受调查部门总数的5%。福建省提供信息的部门数最多，但也只有3个。而其他的省份则更少，有的是2个，有的是1个。有17个省份提供行政支出信息的部门数则为零。

• “承认人民当家作主就应该让人民了解自己的家底，他们委托政府管理的资金有多少，从什么渠道获得，用于哪些用途，资金安排和使用结果是否符合他们的要求和愿望。”蒋洪认为，政府信息公开不应只是纸上的条例，它必须成为各级政府的具体行动，只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才能将阳光财政落在实处。

      蒋洪建议，实现财政透明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时间表。“国务院已经提出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实现中央全部部门预算的公开，这也应该成为省以及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实现部门或单位预算公开的时间节点。”

      他还强调，要明确透明的“度”。“从我国目前大量公款用于个人消费的现状来看，应该以社会公众能够在事前、事中或者事后有效地将‘三公消费’以及其他不适当的公款消费识别出来，并加以制止或者追究责任作为适当‘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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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透明度亦是财政预算中核心内容之一，有必要进行公开。“除了预算外政府性收支和社保基金，国家还应该向全民报告国企经营状况。”蒋洪认为，国有资产全民所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企的股东。政府有责任定期向全体人民报告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就像上市公司必须定期公布报表一样。

  “就像你家里今年的收入，总超不过你的家产一样。经营性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60年以来的公共积累，这个积累的数字比我们每年的财政预算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蒋洪表示，关注财政预算仅仅是考虑你今年的收入和花费，而关注国资是关注你的家产，这一块不能撇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 对于经营性国资等财政收支对公众公布显然还需要有力的法律规定支撑。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此前曾公开表示：“财政公开化必须在国家统一法律框架下推进。越往高层级的预算，需要更高层面的法律支撑。”而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有资产管理办法》都未曾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 公共财政体体制预算改革的另两个目标是，预算审查民主化、程序化，体现公众参与和立法民意机关的审查批准；预算执行监督科学化，广泛化
• 据悉，一个旨在实现财政透明的工作时间表，已经初步成型。国务院已经提出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实现中央全部部门预算的公开，这也应该成为省以及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实现部门或单位预算公开的时间节点。

• 蒋洪则进一步提出，要保障公共资产不被滥用、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产生，财政信息公开应该和官员财产公示结合起来，两者应该相辅相成。

  “公共资产如有流失，流到哪里去？还不是流到官员财产那里。”蒋洪表示，其实财政信息公开和官员财产公示完全是同一个目标，都是为了制止权力滥用，不同是前者着眼于在源头控制，后者是在归宿地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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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研问卷所涉及的113个项目中，政府选择主动公开的仅有10项。即使是提供最全面的福建省，仍然有40项信息无法获得。

  “地方政府网站上公开的实质性数据并不多，而政府部门通过各种出版物所公开的信息也十分有限，有些省、市的财政年鉴等公开资料，甚至需要依靠私人关系才能获取。”蒋洪说。
• 在政府资产负债项目上，除广东省以外的各地区均未公开任何信息，得分率几乎为0；单位预算项目这一类，31个省、市、区均未公开，得分率干脆全部为0。在“津贴补贴和奖金项目明细支出内容”、“差旅费项目的明细支出内容”、“本级财政累积债务按期限结构分类的政府债务金额”、“本级政府直属各国有企业集团(总公司)年度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等细节方面的财政信息，所有省份均无法提供数据信息。

• 民众最为关心的，除了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的投入之外，恰恰就是政府开支在行政、管理费用方面的制度漏洞，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铺张浪费的行为，才是造成公共财政和纳税人利益受损的最大因素。

  “这表明省级财政透明度仍然在低位水平徘徊，财政部门主动公布财政预算等项目的欲望并不强烈，离真正意义上的财政信息透明尚有较大的差距。”刘小兵说。

• 调研组在今年还增设了11个部委财政透明度的调研排名。

  “省级财政只是政府收支的一个横切面。以地方债为例，很多地方债都是各大部委隐藏着的，那么长期以来集中了大量资金和项目的部委们，其财政透明度又如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荣林说。

  刘小兵表示，今年他们以近百人的调研力量，也将各大部委的财政透明度分为按照省内和全国的标准分别进行了评估和排名，目的是从条和块的不同角度，对政府的钱袋子进行审视

• 调研的结果是，部委财政透明度的成绩，甚至比省级财政更难看。

  “目前部委的财政透明度排行榜正在紧张地整理之中，将在2010年分批推出。”刘小兵说。

• 即便是做到省级政府和各大部委的财政透明公开，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政府性收支、社保基金和国有资产基金等政府的三个钱袋子中，目前只有政府性收支中的预算内收支拿到人大来审。这三个政府的钱袋子只亮出了半个，而且这半个还没有亮透。”蒋洪说。
• 2010年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中，首次报告了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并细化了一些主要基金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尤其是土地出让收支的有关情况。此外，今年的全国预算草案中也提到，2010年将完善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做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试编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全国社保基金预算将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报告。这可谓是中央本级财政预算报告的一次突破
• 但在省级财政预算中，相关收支情况仍然很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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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排行榜”显示，针对2007年全年省级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情况，得出的财政透明度平均得分为21.87分（总分100分)，虽然仍在低位，但与2009年的首次调查相比，仍有所提高。

  这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继2009年度首次发布排行榜后，又一次对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检阅。结果表明，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

  这是两年前，温总理在谈到财政体制改革时，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细心的代表委员以及两会会场外的专家们，已从去年和今年的两本国家账本，读出了，中央政府投资的结构正在优化，通过国家“钱袋子”向民生领域的大幅倾斜，让百姓更多地分享改革成果。

• 被调研的省级财政部门的态度悄悄变化了。

  让蒋洪惊讶的是，各省之间的分数差距在缩小。
• 他发现， 2009年排名靠后的省份则有了一定提高。2009年排名最后五位的省份平均得分率有了上升，从15%升至17%。但也注意到，先进省份成绩较去年也有大幅度的下降。

• “这种情况表明，在财政信息公开的进程中，各省既不愿落后，也不愿冒尖，处在观望、徘徊的被动状态。”课题牵头人之一的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小兵告诉记者。

  被调研的省级财政部门的态度已有了悄悄变化，对调研工作也逐步显示出了更多的支持。

  安徽省财政厅有关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他们接到上海财大的调研公函后，非常仔细地阅读并提供了材料，“很重视，还专门给予了回复。但对方设计的问题和现实的操作有很大区别，实际操作中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很难准确回答，但我们会继续保持与上海财大调研组的联系。”
• 本次调研中，调研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31个省、市、区的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部门提请依法公开有关信息。除吉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外，其余29个省市、自治区，都至少有1个单位进行了回复。
• 但是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一个悖论，只要是涉及到细节的信息基本无法获得。越是细节的项目，公开信息就越少，得分率也就越差。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总分类项目、基金收入项目和转移支付项目的平均得分率分别为36.3%、34.4%、19.7%和10.8%，信息透明度一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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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委员五年，我就要跟踪它（预决算公开）五年。”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时，蒋洪提交了一份题目有些“雷人”的发言《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时，蒋洪提交了一份题目稍微正统的提案《提高财政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今年的十一届三次会议，蒋洪说要提至少三个提案：把阳光财政落到实处；财产公示；人大、政协应该做信息公开的楷模。
• “我们去年继续对省一级财政预算透明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比去年仅仅高了0.16%。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地踏步”。蒋洪有些失望，“尽管经过一年的宣传工作，这方面我们取得的进展还是非常有限的。”
• 这个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治研究中心在2008年做的报告显示，省一级政府财政预决算透明度仅为21.71%，根本不及格。 而该中心2009年的调查显示，这个数字也仅为21.87%
• 他们的考核指标实际上是很低的，目前所针对的只是在决算这个环节，对于预算、审查、执行等环节根本未做要求。若以同样的指标来衡量美国等一些欧美国家的话，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可以拿满分。
• 2009年，蒋洪的团队还对31个省份的人大、政协、财政、国税局、地税局、卫生厅、教育厅、环保厅、交通厅等11个部门“透明了一把”。调查的内容包括：当年收支数额、支出去向以及数额、单位占地面积等等。公车等三公消费赫然在列。

• 结果让蒋洪更加失望：10分都不到。

   

  　　在这31个省份的11个部门中，大约有一半的单位跟蒋洪联系过，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单位，给过正式答复。

   

  　　“只要他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都算联系。从总体情况来说，有十分之一给了信息。也就是34个部门。”蒋洪告诉记者。他们甚至自己在网上搜索这些部门的信息，整理成表格再细化后传给这些部门，允许它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以补充。

• 蒋洪告诉记者，他的调查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为此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

   

  　　“据说，会议肯定了我们的调查，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要逐步推进。”但蒋洪对此并不满意，因为“逐步”是一个很模糊的词语，“可以是三到五年，也可以是十年、八年，也可以是三十年，或者五十年，或者是遥遥无期。”

• 在蒋洪看来，同样需要向公众公开信息的，还有国有企业。

   

  　　他解释说，公众交给政府管理的资金中，最大的一块就是国有企业。去年中国财政收入6.8万亿元，但国有资产的总价值则远高于这个数字。

   

  　　蒋洪指出，国有企业应当如同上市公司那般，有责任报告给民众其经营状况。其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也应当类似于上市公司。

   

  　　他对记者强调，国有企业除了必须让民众知道其经营状况，其管理层的任免和薪酬也应该公开透明。

   

  　　蒋洪认为，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任免以及待遇，应由人大决定。此外，其盈利也必须向民众分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国有企业作为公众资产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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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级政府信息公开机构
• 以普通公民的身份
• 申请书和调查提纲由五位成员分别独立发出
• 各省财政厅（局）提出了同样的信息申请
• 一是对信息申请过程中各省信息公开机构和财政厅局所表现出来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进行评分；二是对搜集到的财政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分
• 得分较高的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是由于直接向项目组提供了财政信息所至
• 只要是涉及到细节的信息基本无法获得。诸如“津贴补贴和奖金项目明细支出内容”、“差旅费项目的明细支出内容”、“本级财政累积债务按期限结构分类的政府债务金额”、“本级政府直属各国有企业集团（总公司）年度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等细节的财政信息，所有省份均无法获得和未能提供
• 尽管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财政信息在统计口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信息调查提纲中的所有财政信息，只要是政府确实发生和存在的，在这些城市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
• 只是从某些侧面来考察我国各省的财政透明度，并非是对财政透明度全方位的考察
• 我们所提出的评判标准只是想与我国财政透明度的现状相适应，并以这个评判标准来作为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的近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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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严义明认为，防止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并且成本最低。如徐汇区教育经费今年5亿元，其中多少是教师工资，多少是机关干部进修和外出考察费用，多少是教室和设备费用，只有看到具体数字才能说。外出、招待、出国考察费用太多了要压缩。

  在他看来，财政信息不公开最大问题可能出在国有资产的转让上，国有资产在经营者持股的时候，以什么样的价格转让，含什么样的资产，如果以一定的公开期公开，接受相关的监督，国有资产流失的机会就会小很多。“按照现在的监督方法，已经不包含对发改委本身的监督。”
• 他举例说，上海地产大王周小弟出事后，发现一个国有地产公司让职工持股，主要是高管持股，其中一块价值1.6亿元的土地流失掉了，“如果这个过程能够公开，就很有可能有知情人举报等等，国有资产转让或者民营化过程中，资产流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

• “对公款的滥用实际上是在细节中。”蒋洪举例说，每个部委都列了外交支出，都解释成对外交流支出。但到底是到哪个国家、去干什么、停留在哪里，食宿等费用都没有列出。
• 蒋告诉记者，即使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公共财政研究者，要做公共财政实证研究，了解财政数字，充其量也只能以私人关系，从财政厅局的朋友那里获得零星的东西，谈不上系统化，更谈不上有制度化的渠道。
• “我很想知道政府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款买车花了多少钱。我相信公款出国旅游的费用是会放在外交一栏，但是没有明细指出来，我无法从报告表中看出来这些资金使用的正当性和效率。”

• 刘小兵也曾是上海市杨浦区人大代表，07年进入上海政协。他发现人大代表听完各种报告后分组讨论时，对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院报告讨论得很热烈，唯一没有人讨论的就是预算报告。

  “两会最重要的预算报告，人大代表都说看不懂。”刘小兵说。

  他分析，这个“不懂”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于信息提供不完整，代表、委员不知道详情，所以看不懂。如具体钱从哪里来，具体用到哪里去了、用得是否合理、是否公平；第二层含义是代表委员确实不是财政专业的，看不懂。“但我觉得只要把数字全摆出来，谁都能看懂，道理很简单，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要细致都看得懂。一个单位里发奖金搞福利、建大楼，谁都看得懂。”

• 蒋洪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考虑如何推动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

  在提案中，他建议修订《预算法》，规定政府财政必须公开透明，财政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具体建议有：公民以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要求政府相关部门提供财政信息；政府相关部门有责任和义务记录、收集和整理信息，主动地或者应要求地向前者提供财政信息，并对所提供信息的完整性、及时性和真实性负责。

  财政信息的披露应覆盖所有公共基金，包括一般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和各专项基金以及国有企业基金。

  财政信息应包括各类公共基金的收入、支出、余额、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其构成，以及与上述内容相关联的统计和说明。

  财政信息公开的详尽程度和信息公开的时间以满足公民以及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为原则。

  财政信息应以对信息需求者来说最便捷、获取成本最低的方式公布，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予以公布。所公布的财政信息必须符合公认的政府会计和统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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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多次给各省财政厅发出调查报告表，蒋还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发函至31个省人大财经委，并预约这些人大预算方面的负责人。但让蒋洪感到意外的是，只有江苏和山东有回复。在他们发回的反馈中，江苏能完整获得113项财政信息中18项，还有14项只能部分获得。山东只能获得15项完整信息，部分只有5项。
• 从排名结果看，透明度比较差的省东中西部均有，“财政透明跟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多少关系，关键是想不想这样做”。课题牵头人之一的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财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刘小兵告诉记者
• 等细节的财政信息，所有省份均无法获得和未能提供。即使是提供信息最全面的福建省，仍然有40项信息无法获得。

• “我们所采用的是低要求的评分标准，离国际规范相差很大，但即使这样，各地也做得很差。”蒋洪说，“我们只考察信息能否得到，至于信息是否真实，记账是否规范，是否及时都没有考察。我们调查的只是2006年的数据，根本就没有考察及时性。是否有第三方独立审查后的数据都没有管。”

  “换句话说，我们的标准低到只要你拿出数据，不管什么稿子，我们都认账，都给分。即使这么低的标准，各地平均分只达到了20%。”
• “我们在海外的教授还以外国公民的省份向日本大阪府、奈良县，美国纽约州等地申请财政信息公开。结果我们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该项目的一位参与人举例说，比如日本，细致到具体单位的一把手招待费有多少，在哪里用餐、跟什么人用餐、吃的东西都一一列出。

• 蒋洪也十分留意今年的《中央部门预算报告》。“这是两会的头等大事，也可以反映财政信息预算信息公开的变化情况。”

  蒋洪告诉记者，其所在的民革组有20多位委员，但只能在会场传阅2份300多页的《中央部门预算报告》。

  在众多委员中，只有蒋洪是财政学专家。这份详细的预算报告，蒋 “独享”了3小时。但他表示，时间只够记录下一个框架。

  蒋洪表示，与去年相比，今年的预算报告充实了很多内容。主要表现在部门预算完整性；这次公布的有95个部门，比往年增加了；各个部门又分别做了部门预算，有主要收支科目，并且将财政拨款支出做了分解。
• 从预算审查这一要求来看仍有不足，因为即使一个部委，其收支也十分庞杂，这样的表格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
• 蒋进一步解释说，每一个部委显示两个比较详细的数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以基本支出为例，要做出判断，需要将基本支出细分为工资、奖金、福利、办公经费等。这个单位发奖金是不是过度，办公支出是否合理就可以大致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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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洪此次进京，带了3个提案赴会，《预算法修订建议》、《保密法应做原则性修订》、《让税收立法回归人大》，同时他还递交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大会发言申请。

• 为提出上述提案，蒋洪及其同事们从2008年下半年就开始做准备。通过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财政厅进行财政信息调查，他们制作出一份各省市财政信息公开程度排行榜。

  为了让自己的提案更有说服力，蒋洪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从2008年下半年就组织10位老师，和100多名学生开展了这份名为《中国省级财政信息透明度评估报告》的研究。

  蒋洪们把半年多的努力化成了一份各省财政信息透明度排名，一本专著，31个装满财政信息的档案袋。
• “一些省财政厅把上海财经大学做的调研汇报给财政部，财政部也表态要求各省财政厅配合公民的申请。我们最后也告诉各省财政透明度要做一个排名，但是他们只是互相打听排名情况，不想排在最后，但并没有多少省份主动提供更多的财政信息。”该项目的一位参与人有些无奈。

• 在蒋洪们精心设计的问卷中，共有113个问题。他们希望31个省(市、自治区)财政厅提供2006年的财政信息，只要回答问题，每题计10分。再加上态度和责任心50分，总分是1180分。

  最后完成的这份《中国省级财政信息透明度评估报告》，开列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得分及排名。前十名依次是福建、内蒙古、安徽、北京、辽宁、天津、四川、河南及青海。

• 她告诉记者，2008年10月，项目组发动学生通过网络和公开资料找寻各省地方信息公开办公室联系方式，有6个省没有公布。“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些信息公开办公室的联系方式首先应该公开。”

  根据这些联系方式，调查组成员打电话确认地址，即使公布联系方式的省中仍然有1个空号，3个省从来没有人接听。
• 因为从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无法得到各省财政信息，2008年11月，课题组又以上海财经大学名义发出31封挂号邮件至各省财政厅。这一次，仍然有12个省没有任何回应。
• 第一轮各省财政信息公开申请的结果不令人满意，09年1月8日他们又发出了31封函件。
• 在19个有回音的省财政厅中，仅福建、安徽、辽宁等省提供了有价值的财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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