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ment Chen's List: NGO推动预算公开

• “据我们观察，从2009年开始已经没有政府部门，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民众申请预算公开了，这也算是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小小的成绩”，言语中透露着欣慰和自豪。
• 35家中央部委已经陆续公布了部门预算。不得不承认，吴君亮和他的团队起到了莫大的推力作用。对此，他坦言：“如此多高级别的政府部门公开预算，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同时，这也是一个迟来的行为。”

• 截至2010年4月11日，共35个中央部委晒出2010年度部门预算。

• 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在内部发起自上而下的信息通透改革。

   

  　　但改革仅停留在内部，缺乏公众社会的广泛参与。我希望能做一些事，唤醒全社会的公共意识觉醒，我们要让预算信息从内到外地公开。

   

  　　最大的难题：我们缺乏政府来源的确切预算资料，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于是，我们开始给政府发函，提请预算公开的信息。

• 有政府部门称，我们没有预算公开的惯例，且没有文件要求说要公开预算。公开真的无法可依吗？

   

  　　吴：财政预算公开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我们从2008年5月1日开始利用这个条例的申请表向各个政府部门申请，2009年上海市政府就以保密为由拒绝公开，当时引起舆论争议，但一周后，广州市财政局就把部门财政预算挂到了网上，上海市政府随即改变了态度。所以，“国家机密”这个说法，已经被如今的公开事实打破了，政府对信息公开没有拒绝理由。

• 涉及的政府部门有100多家，包括中央各个部委，各个省会城市政府，以及一些地市级基本单位，大约有数百次。

   

  　　在最初发函的时候，有99%的政府部门拒绝了申请，有一半的政府回复是以“国家机密”为理由拒绝的。但从2008年起就有政府认同公开这种做法，深圳、广州等地的财政预算已经挂在网上，成为地方财政部门公开的转折性标志。

• 这两周，35家部委相继挂出他们的账目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吴：这是时代的风声。近期公开政府预算的中央部委中，有二十多个接到过我们的发函，前几天，文化部还通知我们“正在准备”。另有一些部委，没有接到我们这一轮发函，主动晒出了账本，这种政府公共预算信息的公开，对我国未来发展影响深远。

• 目前，各个部委晒出的账本多为大账及中账，没有提供小账和细账，但已表明政府的姿态。我相信，在未来两三年内，从大账到细账，从中央到各级政府的全面预算公开将得到实现。

   

  　　预算公开仅是第一步，一旦有了公开和监督，那么财政部门向人大呈送的预算草案一定更加详细，甚至在呈送人大的同时，也应向民众公开，民众就能更好行使监督权。如此，才可以避免财政部门审批时报大账，大账被人大审批通过后，以后小账从大账里支出。

• 早在自己发出2008年第一轮的预算公开申请函时，就有河南省的部分政府单位接函，至今为止，只有河南省焦作市选择了政府部门预算的公示。焦作的每一个市民，都可以通过网站查到市领导的工资和明确的部门预算。

   

  　　此外，2007年底，焦作首次将60个公共项目放在网上让公众投票，并最终根据得票多少选出前10项列入政府预算。其后，焦作市于每年10月左右，向各政府部门收集预算意向，之后在媒体和网络上公布来年预备启动项目，邀请公众投票。

   

  　　可以说，焦作的财政信息公开远远走在前面，建议郑州学习。

5 more annotations...

• 3月30日起至4月2日，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中央八部委先后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均为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 “这几天确实很忙，每天都有十几家媒体采访，还要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像这样受到媒体大规模的追捧，在吴君亮团队史上，已经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2009年10月，经过历时一年多的反复提交信息公开申请，吴君亮及其团队终于促成广州市财政局首开全国先河地在网上公开了广州市114个部门预算。
• 《半月谈》的评价是：公民社会中公共财政的公开，是政府践行信息公开承诺、接受社会预算监督的重要表征。只有信息公开充分，才有参与的可能性和针对性，公民社会的进程才能加快。而敢于依法主张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允许自己的法定权利被褫夺，这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一步，甚至可以看作是标杆性事件。

• 3月23日 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把“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推进预算公开透明”放在讲话的第二点。

  　　3月25日 财政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开今年全国人大刚刚审议通过的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数据，在去年首次公开中央财政预算四张表格的基础上，把公开的范围增加到十二张预算表。

  　　3月25日 广东省财政厅首次向社会公开经广东省人大审议通过的2010年省级一般预算收支表等，首开全国省、直辖市、自治区先河。

  　　3月30日 国土资源部公开2010年部门预算，成为第一个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的中央部委。

  　　3月31日  财政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开2010年部门预算。

  　　4月1日 审计署、统计局公开2010年部门预算。

  　　4月2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2010年部门预算。

• 对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利改税改革，吴君亮高度评价：利改税完成以后，这个国家就变成靠税收来维持运转的国家，此时再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具体了很多。

  　　“利改税奠定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政府秩序的基本框架，中国由此开始一步步进入税收社会和预算国家。在我国，从利改税的税权意识，发展到预算意识，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从一个悄无声息的改革过程，慢慢发展成全社会的意识觉醒，这时，真正的改革高潮可能就会出现，社会的大变化也会随之出现。”

  　　在吴君亮看来，始于1999年、源于内部、发端于上层的部门预算改革，发展到今天全社会对部门预算的高度关注，就是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

  　　“我习惯把1999年称为‘中国预算改革元年’。从这一年开始，理论上，我们提出了政府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统一支付、政府采购等一系列概念。技术上，预算科目的编制、表格的制定以及一些相关的软件系统的设置，都逐渐成熟”。

  　　“当时，我们在海外看到国家在推进这些改革，心里蛮高兴，感到中国正在开始一场意义重大和深远、将会从结构上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改革”。

• 对国内部门预算改革这种远远“欣赏”的态度，吴君亮一直保持着，直到2007年。

  　　“到了2006年，这样一场伟大的改革已经进行了7年，但还一直停留在内部推动层面，这是有问题的。预算改革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参与，意义不大。但是，如何把一个在内部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变成一个社会广泛参与、广泛知晓的大的社会变革？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做一个网站，用来讨论怎样花我们的钱。2006年，‘中国预算网’的名字被我注册下来。”吴君亮说。

  　　可是让吴君亮没有想到的是，通过所有的渠道，都很难找到有关我国各级政府公共预算的信息。

  　　2007年，吴君亮回国后还一直想着这个事情。公司里的两个年轻人加入到他的团队中，他们是李德涛和万宇涵，都是“80后”，且均为海归。

  　　“我们决定先把网站搞起来。”框架搭了起来，但没“真货”，“就好像请人吃饭没有菜一样”。

• 之后收到的各地、各部委的回复，把吴君亮他们从兴奋的高峰一下子抛落到谷底。

  　　“全是拒绝，‘国家机密’、‘国家秘密’、‘这个事情与你们无关’……各种各样的理由。”

  　　“我后来和同伴们开会说，从法理、从道德、从情理上讲，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正义、道德、良心，天底下如果这三样都没有了，那就不要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
• “目前部门预算公开，从技术上来讲没有困难。”吴君亮介绍说，根据财政部的部门预算编制规定，共有19个表格，常用的有12个表，还有专门的软件。“2008年时国家环保总局向我们公开的表格就有11个，多少人、每个人公用费用多少、什么标准，内容都很清楚；我们也看到，北京的标准实际也不高，比如说公用费用，行政一年是2.8万元，事业是2.7万元，勤杂是8000元，有多少辆车，车辆使用费是多少，都很清楚，还有买了多少照相机、复印机、打印机，花了多少钱，出差补助多少，招待费多少，上面都有。”吴君亮说。

• “现在有人把预算看不懂的责任推给社会，极不道德！一个政府，部门首长负责制，如果你连一个预算都编不清楚，你怎么领导你这个部门？怎么负责？既然你搞得清楚，有的东西为什么又不拿给老百姓看？”吴君亮解释，从专业上讲，预算有类、款、项、目，通俗地说就是有大账、中账、小账、细账，但现在只给老百姓看一个大账，最多到中账，中账也不全。可老百姓最喜欢看的不是大账和中账，而是小账和细账，因为老百姓知道，小账和细账才有“真料”。

  　　“现在公布出来的账本，老百姓当然看不懂，因为所有的线索一走到中账就戛然而止，线索突然中断，变成了迷宫，然后把这个责任甩给你，说需要专业知识才看得懂。”

  　　吴君亮直言：“湖北省那位财政厅厅长，把预算报告比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懂，真是无稽之谈。这样的财政厅长在湖北当官，那是湖北纳税人的悲哀。”

• 广州市公布的114个部门预算，是一个基本上可以看得懂的预算，是我目前看到的在大陆地区编制得最好的预算，不过还不够完美，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改进。

  　　比较一下已公布的中央部委和广州的部门预算，你可以看到，在广州的部门预算中，机构编制、人员编制很清楚；基本支出也很清楚，工资、津贴，车辆使用费用等都列了出来；在项目支出下也列出了各个项目的名称，很细。不过广州账本朦胧的地方是，具体到每个项目是怎么支出的没讲，如果把每个项目支出明细也拿出来，这本账就清楚了。

  　　看了广州的部门预算后，很多人说，广州的“三公”消费支出不清楚，我说一旦项目支出下面有明细的话，“三公”消费支出就明白了。现在，很多“三公”消费支出实际上都在项目支出里面，但现在中央部委公布出来的预算，只有一个项目支出的大数，具体每个项目的名称都没有，广州市的部门预算就多走了这一步。

8 more annotations...

• 中国预算法从1995年开始实施，其中没有对预算公开的规定。同时除了预算法条文粗疏、理念滞后，远不适应现实需要外
• 一路上非常高兴，到了财政局办公室有人接待我们，后来他就叫人把预算本拿出来了，很意外，大大的，16开的开本，厚厚的，有将近300页，一个粉红色的封面拿出来，2008年的时候，59年的历史，预算从来没有向社会公开过，是第一次，而且预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是一个最能体现政府跟民众的关系的一个法律文件，我想，这部预算一旦打开以后，中国其它地方的预算都应该慢慢打开，我蛮高兴的
• 这个是我们向地方省市，申请的一些往来，给你看看，这是我们的统计表，根据国家和市政府的信息公开法规，本人特向局长申请公开，贵局2008年度市级部门预算，请你按市人大部门预算格式，所以我们后来就要求有格式的，你不要乱提供给，要正规格式，提供贵局的详细部门预算，大概就是这样子。
•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作过一份关于中国各省财政信息透明度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撼。这份精心设计113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在历经半年的调查后，评分结果显示省级财政透明度只有福建省及格，得分也仅有62.7分，最低的省份不到15分，全国财政的透明度总体平均分仅为22分。而且，凡是涉及细节的财政信息，基本上都无法获得。在当下的行政环境中，对公共财政预算透明度的调查，每个人其实很清楚结果。
• 尽管1989年中国实施的国家保密法不再将国家财政计划、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列为国家机密，但现实中将预算案看成是政府秘密的做法，似乎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
• 余伟峰（香港理工大学会计金融学院教授）
• 宋丁（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它难就难在这里面有太多不该花的钱花出去了，不该花的地方花出去，用了钱。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比如说卖地的收入，按照过去的国家规定，至少有10%来用作开发保障性住房，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事实上根本达不到这个目的，大概就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三四这样一个比例，更多的钱去了哪里？这些卖地收入做了什么，可能做了很多对于当地政府，甚至是脸面工程，形象工程，造了个大广场。这样的话，就使它的预算内的，特别是预算外的收入，产生一个不合理的支配。在这个情况下，所以说地方政府很不愿意把这些个人家容易诟病它，比如到人大和社会上，人家会批评它的东西公布出去，当然更不用说像三公这种东西，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贪污、浪费、腐败，这种东西它更不敢公布。
• 就在吴君亮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采取一系列行动的同时，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和律师严义明、沈阳市民温洪祥，北京市民朱福祥以及北京大学的三位教授，相继展开了类似的要求政府财政预算公开透明化的行动。面对如此遍地开花、关注财政预算的现象，开始有学者将之称为一场革命，认为纳税人意识的觉醒，是建立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前提。
• 张杰明（广州市财政局局长）：最先都是作为保密资料，秘密资料，（人大）审完以后就收回，不予外传。到了2008年以后基本都公开了，会后人大代表把光盘啊、预算资料啊都带回家去了，不收回来了。所以你说政府预算秘不秘密？反正至少在广州来说，它早已不是秘密。
• 宋丁：温家宝总理每次两会上都在强调，我的政府要逐步走向社会监督，把我们的帐本要交给我们的人民，因为本来这些钱都是从他们来的，所以政府的态度，我认为比以往各界政府已经有明显的进步。中央政府这样做，地方政府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率，如果中央政府真正地坚定的迈开了这步，而且以后逐年加大这个力度，我想地方政府也跟上的话，我想中国政府的阳光财政就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
•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全国两会上，中央政府也开始加大了年度预算草案的公开力度。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预算草案报告，在2009年附12张预算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张。同时在过去政府一般性的预算上，增加了2010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安排，这些内容都是第一次被写入财政预算报告，其中有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收支、彩票公益金收支等，可安排的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321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前这些部分的资金来源在两会上从来无人问津，而现在终于开始在与会代表面前明算账了。此外，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征地拆迁补偿、土地开发等支出的金额，也有了粗略的帐目。
• 吴君亮：我当时用了审计局做例子，它有两三百人，两三百人究竟干什么，它没有讲，觉得为什么养这么多人，你要做什么工作，每一步工作应该怎么来做，没有讲。统计局09年大概项目支出是570多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分到五个还是六个项目里面，没有讲清楚了，到那里就没有了，整个线索走到那里就突然中断，你就认为，一部预算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个迷局。
• 俞伟峰：看看我们的省长，或者我们的处长、局长，工资是200元、500元、600元、800元、1000元等等，摆在那里，你说他有这个能力去买辆别克车，买辆奥迪开吗？没能力，那怎么办呢？国家说没问题，你这个级别够配一辆别克，你这个职位一辆奥迪，那个职位是奥迪A8了，而且司机、保镖等等都配上了，这些人或这些车的开支是谁支付的呢？是纳税人支付的。因为这个不是我的，所以我拼命地用。我们为什么把公费开支不愿意披露出来，是一些制度原因造成的，而不仅仅是财政部的问题。
• 吴君亮：让人看不懂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公开的预算不是一份详尽的预算，举个例子，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次人大会议，它只是把预算的粗帐、大帐简单的呈现给大家。在预算草案里面，是对每个部门的预算，只有两个表，我刚才跟你讲了，一个完整的预算应该是包括17个帐目表，它只提供了两个帐目表，也就是说它还是停留在大帐上，或者一部分中帐上，没有小帐，当然你看不懂。
• 吴君亮：举个例子，我们也是以审计署为例子，他就说我有173个非首长职位，我有12个首长职位，我一共是185人，下面还有一个陈述，就是我185个人里面，用于第一件事情，我要占30%，我要花掉66个人，我做第二件事情，我需要一百多人，剩下多少人，我做第二件事情，我的整个预算开销是1亿2000多万，在第一件事情里面，我要用多大的比例，第二件事我要用多大的比例，你说清不清楚。

• 解说：其实在香港，政府财政预算不是在出炉之后才向社会公布的，在制定的过程中就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

  
   

  俞伟峰：今年的预算是2月24日，他向立法会提交的，但是他在1月初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他已经开始咨询了，到每个选区，他走遍了香港所有的选区，去咨询各个纳税人的意见，还有公开的要媒体通过电台、电视，向所有有兴趣对预算有任何意见的人，他去听取。

  
   

  解说：为了收集到社会各方的意见，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通常会透过不同的途径。地区咨询会是最传统收集意见的方法，在筹备预算案期间，曾俊华先后出席多场这样的地区咨询会。会场内市民可以直接向曾俊华表达自己的心声。场外也成为社会团体发表意见的平台。预算案对于部分市民来说，或许有些复杂难懂，这两年曾俊华都大搞创意。同时为了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他再度推出财政预算案漫画，以轻松的手法向青少年介绍财政预算案的咨询资料和理念，鼓励他们踊跃发表意见。

  
   

  解说：预算案公布两小时后，曾俊华就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20多家媒体的轮番发问，逐一解疑。接下来，他还要录制香港数家电视台以及电台的节目，直接解答市民有关财政预算案的问题。除此之外，在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网页上，预算案全部内容一字不落全数上网，甚至连漫画版都一应俱全。
• 宋丁：我们原有的预算法是远远不够的，要从它的人大代表，这种民意机构的代表，以及普通公民的知情权开始，他的参与权，他的议论权，还有他的话语权，以及他的监控权，我认为在各个界面上，是一步步深入地要有一个法律保障
• 今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报告长达80页，账目比过去更为详细，且配备了五大本说明书，这也许是两会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文本.。虽然预算报告从几年前仍属于“机密”文件到如今人手一份，财政预算公开化改革已有很大进步。

16 more annotations...

• 记者获悉，去年10月率先实现“破冰之举”的广州市财政局，今年公开财政预算的路上却出现迟疑。
      《华夏时报》记者近日独家采访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这位在广州政坛颇具“公开”勇气的官员口风渐变，称今年广州财政预算公开暂无计划，“全部按照规定办。”
• 张杰明所指的规定是，全国两会前夕，财政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 而张杰明在去年公开广州市财政预算后，曾接受媒体采访称，“这只是一个开始，明年只要我们的部门预算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就立刻上网，向社会公开。”
      “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创始人吴君亮对本报记者称：“（广州财政局）态度发生了改变，如果先行者趋于保守，相对于去年的做法，是一种倒退。”
• 当时，张杰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市财政局会坚持下去，并称广州的阳光预算只是一个开始，2010年的部门预算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就立刻向社会公开。
      广州2010年两会即将在两星期后的4月5日举行，当《华夏时报》记者再次向张杰明提及此事时，张杰明说：“你最好问财政部，两会前夕，财政部已经下了文，我已经看到了文件，里面有规定，我们按规定办。”
• 财政部此前发布了《通知》，要求各地依法、及时、主动公开财政预算信息，并对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范围做了统一要求。
• 吴君亮对于广州市的“低调”迹象很震惊，称时刻关注着发展，希望能继续推动财政预算公开的进程。他说：“因为去年张局长对于财政预算公开的态度，本来今年很放心，但现在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广州市两会后，我们还会向广州市财政局提交财政预算公开申请。”
• 其实，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已经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面对记者关于今年广州市是否公开财政预算的提问，张广宁市长保持了沉默。
• 财政预算的阻力来自于多个方面。据吴君亮多年关注政府财政部门的经验，相对来说，各市的财政局是愿意公开财政预算的，而官方的阻力主要来自于“花钱”的部门，“现在，利益调整也进入实质阶段，反对意见也会升级。”他说。
• 尽管张杰明对本报记者表示，财政预算公开后，并没有什么压力。而事实上，单是在公开的内容上遭受到的广大民众的质疑，就让广州市财政局颇为“头疼”。
      广州市财政局公开财政预算后，民众发现最为关心的“三公”公款出国、公款招待、公车消费费用，没有出现在公开“账本”里。由此引发的追问让张杰明不得不多次公开解释，但关于财政预算公开细化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一场大讨论。
      此时的广州市财政局已经不再是焦点，讨论已经在全国各地拉响。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站出来说话，建言推进地方财政预算公开和公开到普通民众都“看得懂”。
• 观点的交锋也时有显现。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王文童表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每个人都能懂，预算报告也存在专业问题，所以不需要每个代表都能看懂。这样的观点遭致了民众和媒体的集体“炮轰”。
• 两会刚一结束，广州就出来“去年没有规定，今年有规定了我们按规定办”的说法，这被吴君亮们理解为，《通知》是财政部为了缓解财政预算公开的压力，而它也成为地方政府面对财政预算公开申请的“挡箭牌”。
      “如果是这样，那确实是令大家很失望的事情。”吴君亮说。“如果地方政府今年有了‘挡箭牌’，那是倒退。”
• 吴君亮称，现在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一些规范，字面信息反映了政府在积极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希望具体实施的时候也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认为，《通知》提出了各地财政预算公开“统一”的要求，这可能会给一些地区的良好势头“泼冷水”降温。
• 按照吴君亮的说法，张杰明除了有来自其他部门压力的顾虑，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公开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不只要公开，而且要更加细化才是真正的进步。
      广东省人大财经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去年开始广东的财政预算细化到‘款’，比以往有进步，但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化到‘项’。”
• 如果广州市以后公开财政预算，“三公”在费用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推进？他说：“预算不是我们想怎么编制就怎么编制的，你所谓的‘三公’消费不在国家法律规定统一的预算编制科目的条目里，而是跟着具体项目走的。”
      纠结就在这里。公众想了解，而公开的信息没细化到这里。
      吴君亮称，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化解来自关于“三公”消费的压力，那就是更加细化的公开财政预算。“‘三公’消费不见得就全部都不合理，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呢？”吴君亮说，“只要公开信息再往下走一步，公开到‘项’的下一步，不就水落石出了吗？”
• 广东省也在日前首次明确提出要稳步推进财政预算信息公开。提出要规范各地各部门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指导、督促其依法、及时公开财政预决算信息，做好财政预决算信息的主动公开。
• 中央高层正积极推进财政预算公开。3月23日召开的廉政工作会议时，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完善财政预算制度，推进预算公开透明。让老百姓清清楚楚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

14 more annotations...

• 有些人说我们这个团队能够争取预算公开是一个进步、创新。我说不对，预算公开只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基本步骤，我们现在想一想，作为完备的政府和公民关系的转型，很多地方关系都非正常化，在中国实现一个现代公民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政府和民间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 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广东省人大会议上，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在回应省人大代表吁求时表示，目前要公开财政预算“于法无据”，“还需要法律支撑”。

• 我国有哪些城市或部门已公开财政预算？

   

  吴君亮：在北京，中央一级的有国家环保总局、卫生部和民政部；在地方，有广州市、深圳市、焦作市；区一级的，有深圳市的龙岗区财政局，目前还是星星之火，但在大步前进。

• 去年10月，广州财政局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年度财政预算，但在全国推广仍很难，难在哪里？

   

  吴君亮：难在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需要改革。政府中很多人一直认为财政预算不需要告诉纳税人和人民，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容易。由于财政预算是在体制内制定的，改革这种体制，会使少部分官员的利益受到损害。
• 《预算法》的修订要有执行和监督机制；对公共预算应有面向公众的听证会；预算审议的时间不能太短，应该让人大代表充分研究预算，并在评审中有权提出质疑和否决。
• 不用说其他国家，就香港地区的财政预算公开就做得很好，体现在5个方面：一、公开透明。在整个预算的制定过程中，财政司要向全社会公开，让人们知晓；二、财政预算的制订，要经过立法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三、财政预算公开后，会马上挂到网上，让愿意看到的人很容易查到；四、财政司预算公布办公室电话，及时接听人们的电话；五、审计系统对立法院负责，对预算执行的审计更严格、更科学。

• 如何提高人大代表的“读懂财政预算”的能力？

   

  吴君亮：应提供多一点时间给人大代表研读财政预算，具体来说，每年人大代表开会，应提前开办一些助于读懂预算的讲座，也可以给时间让他们找专业人士协助解读预算。其次，财政部门也应该为人大代表提供全面服务，包括24小时专线，接听人大代表的疑难并解答。

• 这几年，你一直坚持推进财政预算公开，你觉得有何变化？

   

  吴君亮：08年刚提出时，我们向50多个部门发去财政预算公开申请，包括中央政府16个，地方政府35个。有接近一半的部门回信，但大都以“国家机密”为由表示拒绝，只有深圳市政府答应公开。

   

  到了09年，我们增加了一倍多的部门，绝大部分还是回拒，但是仍以“国家机密”为由的不到10%，换之以“正在改进与制定方案，等待上级审批”。这说明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和研究这个问题了。

5 more annotations...

• 48岁的吴君亮对《财经国家周刊》说，得知广州预算上网消息的那一刻，他是“万般滋味涌上心头”。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位致力于推动政府预算公开的留美硕士表示，自2006年他创办“中国预算网”以来，一直等待着这一刻到来。
• 2009年10月16日，广州市财政局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当年的财政预算报告，首开中国内地政府预算上网先河。

• 身为深圳一家资产管理公司CGO(首席发展官)的吴君亮，从2008年5月开始，即与公司的几位下属，以“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身份，不断向各中央部委、地方政府提出查看预算案的申请。

   

  　　他们的依据是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一条例规定，各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报告是需要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必须向公众开放并提供便利的查阅条件。
• 2008年5月27日，吴君亮获准查阅深圳市政府的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10月27日，卫生部向他们公布了一份接近完备的本级部门预算。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这两次回应都是第一次。
• 情况在2009年2月26日发生变化。是日深夜，吴君亮被警方从家中带走，被询问15个小时后返家。

• 人大代表当时随身带着深圳市预算报告。吴君亮提出，能不能把报告借回去看看。人大代表说，当然可以，又不是秘密文件。

   

  　　彼时，深圳市财政预算已经向市民公开了。

• 这一次从人大代表手里借到预算报告后，吴君亮连夜翻阅。“我发现，深圳市2009年预算支出比2008年提高了19%，”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还发现2008年深圳市预算严重超支，超支幅度竟达14%。这违反常规啊，预算的严肃性简直荡然无存。”

   

  　　吴君亮连夜给人大代表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不安。第二天，他找到当地一家媒体，问能不能买个公益广告版，把信登出去。得到的答复是：不好办，而且运作时间也不够。

   

  　　后来，吴的一个助手提议，每个人大代表网上都有电子信箱，可以给他们发信。

   

  　　2月26日，吴君亮通过深圳市人大网站上列出的人大代表的联系电子邮箱，把信发了出去，同时也挂在自己的网页上。

• 忙了一天的吴君亮那天到家已经很晚了。刚躺下，大约凌晨1点，他突然听到有人重重地敲门。开门一看，大约20名身着制服的警员和便装的人站在门口。

   

  　　“他们给了我一张传唤证”，吴君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上面写着‘因你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限你于2009年2月27日1时到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接受询问’。”

   

  　　随后，吴君亮在夜色中被带上警车。

   

  　　“传唤证上写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我不知道我扰乱了哪家单位的什么秩序?”吴君亮向《财经国家周刊》回忆道，“得到的答复是：‘你涉嫌煽动人大代表不审议市级预算案’。”

   

  　　吴君亮说，询问过程中，警方和他各执一词。吴强调自己给人大代表写信是公民的权利;警方则表示，人大代表不审议预算就是违法，煽动不审议预算就涉嫌违法。

   

  　　询问进行到凌晨2点时，吴君亮提出，身体不适，要求就医。

   

  　　“要求就医本是权宜之计，没想到到医院一检查，血压高压居然高达200。” 吴君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体征。

   

  　　是日上午，深圳市四届人大六次会议通过了政府预算报告。

   

  　　下午3时，福田公安分局派人来到吴君亮病房，表示“到此为止，传讯结束”，并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

• 3月2日，深圳市网监局来了两位工作人员，要求吴君亮把他给人大代表的公开信从网站上撤下来。

   

  　　吴君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公开信不能取下来，但可以把标题改成“评读《2009年深圳市市级部门预算》及建议”。双方达成一致。

• 广东省政府派人到深圳市检查政务公开情况，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列玉随行。

   

  　　途中，有记者向深圳市一位副市长问起吴君亮被传讯之事。“那位副市长说，有的人不知什么背景，叫人大代表不审议预算，在那里捣乱。”朱列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他当场对那位副市长不客气地说道：“深圳人才济济，需要深圳的领导有更高的水平，而不是用一些野蛮的手段去封人家的嘴。”

• “以前，预算报告很薄，上面印有‘秘密’字样，而且人大代表最多只能在会议期间看 两天，”朱列玉说，“预算报告不能带出会场，当然更不可能请教财务专业人士，怎么保证代表的审议是有效的?”

   

  　　2003年，广东省政府首次向人大提交了长达605页的预算表，102个部门年度预算支出每个专项都详细到具体项目。

   

  　　同年，在广东省人大财经委预算监督室的推动下，广东省人大财经委与广东省财政厅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进行了电脑联网，人大代表可以通过该系统实时查询部门预算中每笔国库集中支付的数据信息。

   

  　　2008年，“秘密”字样终于从广东各级预算报告上消失。人大代表可以把像砖头一样沉的预算报告带回家了。
• 2009年10月8日，国庆长假刚过，吴君亮和公司里的几位“志愿者”，又向中央和各地共计33个政府部门发去查看预算案的申请。

• 8天后，“志愿者”李德涛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个星期五，中午两点多，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庄廷溱打来的。”他向《财经国家周刊》回忆道，对方十分客气地告诉他，“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涉及114个部门，发邮件很不方便，因此把预算挂在了广州财政网上。”

   

  　　稍后，李德涛收到短信：“您申请的‘广州市09年本级部门预算’，已挂‘广州财政’网，请您查阅‘政务公开’-‘数据统计’，谢谢!”

   

  　　李德涛的手机里至今保存着这个短信，时间是：10月16日14点57分。

   

  　　整个周末，李德涛都在焦急地联络吴君亮，“我知道这件事的份量”。直到周一上午，吴君亮才在办公室里听说了这个消息。马上要出差的他，放下手头的事，快速上网浏览了一遍，然后对李德涛说，“太出乎意料了!”
• 就在李德涛接到广州市财政局电话的同一天，上海市财政局发来书面答复：“您要求获得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

• 中国内地出现多起公民个人要求政府部门公开预算的案例——

   

  　　2008年11月，沈阳律师温洪祥要求沈阳市政府60个部门公开招待费、办公费等21个项目的财务账目，未获成功;同月，合肥一位章姓市民要求合肥市财政局和审计局公开账目，未获成功;今年1月，上海律师严义明要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开财务预算、决算等信息，未获成功……

   

  　　“所以，广州的做法了不起啊!”吴君亮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 给李德涛打电话的是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庄廷溱，他在接受当地媒体电话采访时，一字一句地念了广州市财政局长张杰明在预算公开申请报告上的批示：“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要改变那种不愿让外界了解我们工作的传统观念，我们是公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除了规定各级保密的材料外，当尽量让我们的工作透明化。”

• 2006年，张杰明出任广州市财政局局长。此前，他曾担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局长，任职风格被媒体评价为“果敢、开明、有学者之风”。

   

  　　张杰明任职劳动保障局时，市民可以直接上楼找他反映问题。他多次叮嘱门卫，不要拦来访的群众，“我相信劳动保障工作更需要面对面地交谈。”

• 2008年5月，收到吴君亮等人要求公开预算案的申请后，广州市财政局答复称：“由于您申请公开的内容属于密级文件，我们不能为您提供。”

   

  　　张杰明告诉《国家财经周刊》，当时，财政局办公室请示了广东省财政厅和广州国家保密局，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公民对知情权的要求日益高涨。所以今年吴君亮他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市财政局办公室的同志考虑再三，要求局里自己拿主意。”

   

  　　“他们让我看着办。”张杰明说，他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决定“试水”预算上网。

   

  　　谈及财政局工作人员向媒体宣读批示原文一事，张杰明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读出去就读出去了吧。”后来，他还对财政局的工作人员说，一般领导的东西不宜读给外面的人听，但是已经读出去了就接受这个现实。

   

  　　“这个事我没汇报也没请示，”张杰明说，汪洋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以来提倡思想解放，他理解，大家接受预算公开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

• 张杰明曾向汪洋提出应该去掉政府的一些多余动作，少养一些人，少花一些钱。汪洋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你可以自己先做起来。

   

  　　后来张杰明取消了每年的财政工作会议。这一做法也带动了一些部门缩短了会期。

• 广州预算上网后，11月6日，上海市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市级预算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案》，表示上海将逐步扩大报送市人代会的市级部门预算范围，2010年扩大到100个部门，2011年实现市级部门预算全部报送。

   

  　　这意味着上海市不再将预算视为“国家秘密”了。

   

  　　与此同时，杭州、宝鸡、嘉兴等地纷纷派人前往广州财政局取经，学习预算公开的经验。

• 在深圳凤凰大厦8层吴君亮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本由美国乔纳森•卡恩撰写的《预算与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和公民权(1890-1928)》。这本书讲述了20世纪初，美国公共预算改革改变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故事。

   

  　　中山大学教授马骏和牛美丽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预算报告能够告诉每个公民，政府在未来一年或者更长的时期内准备做什么事，这些事分别要花多少钱。谁从政府这里得到了政府能够提供的好处，谁又承担了成本。”

   

  　　马骏和牛美丽说，“如果预算不向社会公开，我们就无从知道政府在做什么，它做的事情是不是政府该做的，是不是大多数公民希望它做的，也无从知道政府花了多少公共资金去做这些事，是不是该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些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无从知道政府是不是对我们负责，更无法保证它是对我们负责的。”

   

  　　“这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吴君亮毕业于美国休斯敦大学，获政府管理学硕士。此前在美生活了20年的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我们首先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那就是推动预算的公开。”
• 200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干部会上表扬了广州市的民主政治做得不错，有不少成绩，特别提到了广州市财政局的预算上网。

• 2009年3月28日，吴君亮提笔给汪洋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被公安局传唤的经历，请书记主持公道。

   

  　　不久，深圳市派人找到吴君亮，说汪书记对他的信作了批示，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很重视，前来和他交换意见。市委工作人员当时就坐在吴君亮的对面，手里拿着吴君亮给汪洋的信。吴君亮注意到，信的上面有领导批示，还有汪洋的签名，只是批示内容看不清。

   

  　　“但我敢肯定，汪书记是支持我的。”吴君亮说，因为从那以后，深圳市对他客气多了。
• 他特别强调，公民的申请是推动公开的重要力量，“如果不是他们连续两年要求公开，预算公开可能要来得晚一些。”

22 more annotations...

•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此时远在南海之滨的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的CEO吴君亮和两名财务分析人员，正忙碌地向数十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发出一份份申请：请它们按照条例的要求，向社会公开它们的部门预算。

• 今年51岁的吴君亮毕业于美国休斯敦大学政府管理学专业。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他深知公共预算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公共财政体系改革，正在实现国家结构从“自有型国家”向“税收社会和预算国家”的转型。

   

  吴君亮认为，一部清晰而透明的公共预算，恰恰意味着全体公民与政府之间，在“向纳税人负责”这一基本原则下所达成的新型“社会契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经只是出于个人学业背景开始研究中国公共预算的吴君亮，在经历了两年的亲身实践后，变成了一位坚定的政府预算公开化推动者。
• 在收到政府部门的拒绝答复后，吴和他的团队不是简单放弃，而是继续要求对方提供拒绝理由，并继续数次乃至数十次的后续申请，始终坚持就事论事的平常心态。
• 包括国家民政部、国家卫生部、国家环保部在内的多家中央部委向吴君亮们公开了部门预算，他将这些预算公开于自己创办的“中国预算网”上
• 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通过短信和网上留言的方式向志愿者们致意，并申请加入其中

3 more annotations...

• 2009年岁末，吴君亮不无慷慨地说，三五年内，中国人有望迎来彻底全面的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公开，他和他的志愿者团队都将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前进。
• 吴君亮认为，提高公民对财政预算公开的意识，媒体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中国，媒体对推动整个社会进步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吴君亮举例说，“08年网上搜索关于‘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的条目就比2007年多，今年网上再搜相关内容那就更多了！了解、关注此类新闻的老百姓越多，就越能推动各级政府主动公开财政预算”。吴君亮希望学校、研究所等相关部门能组织召开一些“财政预算”为主题的研讨会，让普通百姓更深入了解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的意义
• 由于热心推动政府公开财政预算，吴君亮入围人民网“2009年度责任公民评选”。
•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0年，我们会继续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对以前提出公开预算申请而没有同意公开的部门，我们会继续提出申请，也加大申请范围，对以前没有提出过申请的部门开始递交申请。”

2 more annotations...

• 我们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普及税的知识和常识，它的很多理念架构和去年是一样的，但是数据、案例是更新过的。我们做这个书也是为了记录中国纳税人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包括里面案例引用了关于吴君亮先生的很多报道，也引用了蒋洪教授他们所做的关于政府财政透明度方面的研究结果
• 那个时候，我通过剪报和其他渠道零碎搜集预算方面的信息，但是关键的信息还是没有。我找不到一个政府部门的预算。06年我搞了一个平台——中国预算网，原来想，把我能收到的关于预算的信息都挂出去，让跟我一样有兴趣的人可以上去看一看。我的设计是这样的，中央一级、各个部委、每个省都作分区，比如你是山东临沂的，你了解山东临沂的情况，但可能不了解我深圳福田区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地盘里面评头论足，达到交流的目的。
• 我们就做了很多准备，我们做好一个线路图。08年，我们在中央申请了十几个部门，也申请了三十几个地方省市区县一级的预算信息公开。
• 很多部门都拒绝给你，归纳了有六大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岑科刚才讲到的是国家机密或国家秘密。用这种方式回答我们的有三分之一以上，差不多50%。但是今年这个比例在下降，所以说国家还是在进步。今年说是机密的大概只有10%左右。大部分找一些其他理由搪塞你，或者是忽悠你。
• 对于回答是秘密的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再去第二封信，内容是，我们认为根据什么条例，这不属于国家机密。如果你认为是属于国家机密，你要出示国家机密的相关认定的文件，授予的过程、保密局给你的批复等等。这个时候，他拿不出来东西来，第二次回答你的时候就会改变提法，说我们要跟上级部门申请，或者我们正在准备……或者，你申请的是部门预算，他给你一个预算报告，以诸如此类的东西来推诿。
• 去年，内陆的河南焦作也做得蛮好，包括民政部、卫生部，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完善的数据。
• 上海市还是同样用国家机密的理由来拒绝我们的申请。舆论报道这个事情以后，上海市遭到很大的压力，他们做了很多调整。首先，在10月29号开记者招待会，上级澄清这个事情，说他们准备改进；在11月5号做出一个方案来，准备逐步公开上海的政府预算。他没有再把它归为国家机密的范畴。看得出来上海也在往好的方面改革。

• 我说一段经历。深圳市今年2月23到26号开人大，2月24号《南方都市报》搞了一个论坛，请了两位人大代表和我去谈，人大代表带过来了一个预算草案，我说代表能不能借来看一下，他说可以，拿去看。《南方都市报》另外一个负责广州事务的编辑约我写一个专访，他说我借你一本预算草案，明天你谈谈具体的看法。

   

  　　我就拿回家里面，拿到办公室，把09年深圳市104个部门预算看了一下。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08年的预算是169亿，09年又涨了19%。预算一般有一个大体上的跟GDP有一个同步的增幅，09年初的时候，当时经济环境、整个氛围都不大好的时候，增加19%的比例有点不太恰当。

   

  　　我就以给人大代表写信的方式，谈了一些具体的看法。我说你尤其要跟那些有很大增幅的部门首长谈话，否则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批这个预算。写完这封信，当时南方都市报就来找我要文章。我说能不能在南方都市报买一个版面？他们说买版面不行，在网上给你开一个博客。我就说找一找人大代表有没有电子邮箱，通过深圳市网站上面的一些人大代表的电子邮箱发给了一些人大代表。

• 2月25号，我开车到办公室楼下的地库，上楼，下午下来地库，坐车回家，一天我都在我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里在这两个地方。26号凌晨1点的时候，一片忙乱的敲门声，我家门口站了20多个警察，制服和便衣的都有。我说什么事，他们拿一个传票给我，根据行政处罚条例，涉嫌干扰单位秩序。我说今天一天都在自己单位，有没有搞错？他说是奉命行事。我就跟他去了公安局。

   

  　　凌晨一点多，很大的办公室里面，后面坐了三四十个人。是局长亲自问案，一开口就说，知道今天晚上请你来干什么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有没有给人大代表写信？我一下子大体上猜到了，我说给人大代表写信是写了，你看到我的信了吗？那个信上是探讨我对于09年深圳市部门预算的看法。这个难道有什么错吗？

   

  　　他说告诉你，我们受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委托，来调查你涉嫌煽动人大代表不审计预算。我说这是什么罪名？我说我讲的是预算，深圳市09年的预算比去年增加了19%，增加了27个亿，我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表达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什么错误？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预算对我们都很重要，我有权利表达我的看法。他说他不懂预算，只懂法。我说懂法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好坏,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好人你知不知道？

   

  　　我后来分析，他当时说话有一点反常，因为他旁边坐了很多便衣，有些人坐的姿态我看到都很自在，我想可能官比他大。以我的基本判断，觉得那个程序不大恰当，但是我没有追究。因为他基本的程序没有跟我宣读，人也有点反常。我对他说，说不定今天这个事件是一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小部分，希望你我都扮演好历史的角色。后来我说局长我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他也很聪明，他也知道怎么下台，好，你马上去。

   

  　　后来我到医院以后，刑警大队长、刑警副大队长来医院里，我问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都来帮助你检查身体。他们问寒问暖，什么东西都很客气，你什么都检查，反正局里面买单。我觉得心中无愧事，比较坦然，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大家都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有一些压力，可能有一些麻烦和挑战。如果你研究一下法律，哪些事情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做到极限，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做的。比如说，你自己评估一下大概09年可以做多少事情，2010年可以做多少事情，从常识和历史的经验里面能得到一些判断的话，压力可能会减少。

7 more annotations...

•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两会”结束后面对中外记者提问时的讲话。在中国2000多年的王朝政治中，没有人意识到国家有必要向老百姓交代财政支出的账目。只是在中国与西方打交道遭到挫败时，一些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才看到西方财政制度的优越性，满清新政因此试点编制预算并公开预算，而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政府的财政预算居然在很多地方仍被堂而皇之地设定为国家秘密，能不令人扼腕？

• 此次公开账目的内容庞大而详细，涉及财政资金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广州市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是怎样花的，花在哪些地方，这个“账本”基本可以解答。
• 2009年广州市本级114个职能部门的预算全部公开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此次公开账目的内容庞大而详细，涉及财政资金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这些钱广州市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是怎样花的，花在哪些地方，这个“账本”基本可以解答
• 对于纳税人来说，政府预算本不该成为什么秘密。因为纳税人有权利知晓自己所缴税款的去向，因此将公共预算向全社会公开，是本来就应该有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额外施恩。但在各地对政府将预算秘而不宣、以“保密”为借口将纳税人政务公开的合理诉求拒之门外的现实语境下，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开114个部门的预算，并非易事。
• 今年8月份，河南省南阳市青年王清对当地181个政府部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主要是想获得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的信息。他没有获得一个部门的“有效答复”，一度还曾被当成了间谍。“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组织还向其他30多个单位提交了公开预算申请，都遭到了拒绝：上海市财政局的回复是“不予公开”，说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深圳福田区财政局的回复亦是“恕不能公开”。
• 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人抱怨看不懂预算，“专业性强、内容复杂、数字一大堆，看到蒙查查”，至于预算是如何编制的，论证是否依据充分，更是无从知晓；社会公众非常关心的“公款招待”、“公款出国”等被完全湮没在“行政运行”或“其他支出”之中；9间政府机关幼儿园一年获得6000万元财政补贴等等
• 预算公开是好事儿，但公开不是一切。没有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和公开性，没有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和监督，预算公开就难以起到防范腐败的作用。公款招待、出国的费用，虽然在现行的预算制度中没有单列，但积极改革现行的不合时宜的财务管理制度，让那些受权力遮盖的秘密消费真相大白，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而早在2004年广东省“两会”上，几家省直机关幼儿园预算过高的问题就引起过人大代表的强烈质疑，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年“两会”上，广州市两大机关幼儿园预算超千万的新闻就已经披露，但在“两会”代表委员以及市民的众目睽睽之下，预算还是顺利通过了。这样明显不合理的预算是如何形成的呢？又为什么能够经由人大审议通过呢？

4 more annotations...

• 10月9日，李德涛及同伴向15个中央部门及18个地方政府财政局提出获取2009年度本级部门预算的申请。16日下午，李德涛们收到了广州和上海财政局的正式回复。
• 广州市财政局的回复爽快：网上查吧，全数在此！果然，2009年广州市全部114个市级部门预算，从市委办到食检所全部上网。这些部门的预算文件不仅包含项目支出基本情况，还有分列的收支预算总表。“在我所接触到的国内政府预算报告里，无论从规范性还是完备性上看，都名列前茅。”　　　
•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在预算公开申请报告上有如下批示：“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要改变那种不愿让外界了解我们工作的传统观念，我们是公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除了规定各级保密的材料外，当尽量让我们的工作透明化。”张杰明曾在暨南大学任硕士生导师。
• 这应当是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向公众公开市级财政预算的事例，这张带有张杰明批示的预算公开申请报告应留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其标志性意义堪比安徽小岗村那张按有18个手印的土地承包书。
• 但是在同一天，上海市财政局的回复是：国家秘密，不能公开。
• 987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当记者，当时海南还未独立建省，隶属广东，我到通什采访，要看政府财政资料，也被拒之以“国家秘密”。如今60年“国家秘密”的铁幕终于在广州被打开一角

• 为什么是在广州？想当然的理由是广东毗邻香港，久沐开放之风。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税费的使用情况，这已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是普世价值，是政治正确。但在此之前，政府部门是完全可以不理睬的，当你是空气。用鲁迅的话，“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

  然而对于转轨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光有政治正确不能解决问题，观念差异，制度惯性，利益纠葛，都会把政治正确打烂。预算的公开，前提是预算本身的规范和完备，比如广州财政在支出预算中，细致如岗位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这些都要能经受得住公众的挑剔
• 中国人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形态发育水平？—村务公开尚在推广与培育。但不是没有希望
• 由于钓钩执法大损声誉的上海市，此次又被财政预算“国家秘密”折了一阵，但10月19日，上海市财政局依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县预算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7 more annotations...

• 通过“广州财政网”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在线申请，要求公开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这是他们最新一批提出预算公开申请的33个政府部门中的一个。

• 广州市财政局的这个电话却让他“狂喜”。来电者客气地说，由于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涉及到114个部门，内容十分庞大，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很不方便，因此将全部内容都公开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李德涛可以从广州财政网站上的“政务公开”下面的“数据统计”一栏里查到相关内容。（http://www.gzfinance.gov.cn/zwgk/sjtj/index.htm）

   

  随后，这位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的庄先生给李德涛的手机发送短信，再次说明了具体的查询方式。

• 打开广州财政网，从“政务公开”下面的“数据统计”一栏中打开一条名为“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的链接，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简单的索引目录，记录着广州市全部114个市级部门预算，从市委办到食检所。

   

  下载并打开其中的部门预算文件，里边还包含着很多页面。下载全部这些文件花了将近4个小时，用了2.08G的硬盘空间，其中最大的文件是“019教育局”，共18个页面，占了63.6MB空间。

   

  打开这些文件，熟悉政府预算格式的李德涛发现，这个部门预算文件不仅包含项目支出基本情况，而且还有着详尽的收支预算总表和分列的收入与支出预算总表
• “在我所接触到的国内政府预算报告里，无论从规范性还是完备性上看，都堪称名列前茅。”“这是中国的第一份网上公开的政府预算报告，”“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的创始人吴君亮难抑兴奋。从团队成立之时开始，他就反复强调，无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志愿者团队而言，推动预算信息的公开都远比研究预算内容本身更加重要，而推动政府预算在网上公开则几乎是这个团队的“终极理想”。
• “2008年我们开始这项工作时，以为至少要三到五年，才能看到这一天，广州市的这一创举让我们整整省去了三年的期待与努力！”
• 2008年5月底，吴君亮等三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批看到政府完整预算的普通公民。但是，这本300页的深圳市2008年部门预算只能在深圳市财政局阅览室看，不外借，也不准复印。在此前后，提交给另外近三十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公开预算申请几乎都遭到了拒绝

• 记者电话采访了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庄廷溱先生——那天从财政局打出电话的人。

   

  庄先生如此解释，去年他们收到了申请，但由于“当时对政策的把握还不是很清晰，因此没有公开预算报告”。

   

  而在今年再次收到申请后，财政局的有关工作人员直接将情况向局长做了汇报，“局长的态度非常明确，而且做出了正式批示。”

   

  在电话那头，庄先生一字一句地向记者读出了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在预算公开申请报告上写下的亲笔批示：“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要改变那种不愿让外界了解我们工作的传统观念，我们是公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除了规定各级保密的材料外，当尽量让我们的工作透明化。”

   

  据记者了解，曾经在暨南大学担任硕士生导师的张杰明2006年任广州市财政局局长，此前曾任广州劳动保障局局长，任职风格被评价为“果敢、开明、有学者之风”。“有了局长的这份批示，大家心里都有底了。”

• 其实，广州财政局早已有了预算公开的打算。

   

  庄先生介绍，这正是财政局今年在计划中要做的第二步工作，正好接到了李德涛的申请，便借此机会予以公开。

   

  财政局今年做的第一步工作，则是将每个月都向市人大提交的年度预算当月收支执行情况，在网上进行了公开。自此，过去只有人大代表能了解到的每月政府收支情况，普通的广州市民也可以在网上查到。

• 其实，广东一直在公开部门预算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早在2003年，广东省政府就向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长达605页的预算表，102个部门年度预算支的每个专项都详细到具体项目。
• 即使是去年的拒绝，广州财政局也并非只是简单的拒绝，而是在接到第二次申请后，以正式行文的方式向广东省财政厅及广州国家保密局进行了请示，最终根据其回复做出了不予公开的决定，并向提出申请的志愿者进行了正式的解释。
• 回复中显示，财政局最终依据广州市国家保密局2007年12月印发的《广州市工作秘密具体事项范围》及（国保发[1997]5号）文件中的相关条款，认定申请公开的内容属于密级范围，最终决定“不予公开”。

• 除了财政职能部门的不断开放之外，广州政务环境的整体改变也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今年广州市的整个政务公开工作力度更大，而且在市委办公厅内专设了政务公开处，负责进行监督处理——广州市的变化使得本来就有着政务公开愿望的市财政局开始有勇气迈出更大的步伐。

• “本来按照常规的做法，我们可以只将部分预算资料发送申请人个人，既不必对公众开放，也不必公布一些敏感内容。”庄先生说，“但是考虑到政务公开是国家的大势所趋，《信息公开条例》中又有着明确的规定，财政局最终做出了将所有部门预算全部在网上公开的决定。”

   

  至于这种网上公开是否会在将来成为惯例时，庄先生表示作为工作人员他不能代表单位表态，但从他个人而言，觉得“既然大家都已经形成了共识，统一了思想观念，那应该就能持续下去”
• 在他们此次申请的33个部门中，包括15个中央部门及18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局。截至目前，他们已经成功提交了14份申请，获得正式回复的有上海和广州财政局。已经收到申请回执但未正式回复的有教育部、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和福田区。

• 志愿者们意识到，“观念的突破”和“制度的改善”是推动预算公开的“左腿和右腿”：

   

  在志愿者们申请及拜访过程中，他们发现，公开预算的观念已经渐成燎原之势——不少接受申请的政府部门负责人私下均十分支持志愿者们的工作，同时对政府预算公开的效果有着清晰的认识。

   

  但是，一旦进入正式申请流程，等待着志愿者们的依然是冰冷坚硬的“不予公开”或“恕不公布”。

   

  志愿者们将原因归结为，这或许不仅来自观念差异，更来自一种巨大的制度惯性。因为预算的公开，前提在于预算本身的规范和完备，要能经受得住公开的审视。

   

  从这个角度而言，预算制度更加完善的广州市能够成为政府部门预算网上公开的“破冰者”，有着其“偶然中的必然”。而对于预算制订水准参与不齐的全国各级政府部门而言，在公开政府预算之前，或许还要更多地补上“规范”这一课。

• 审计署前审计长李金华就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从每年审计查出的预算执行问题看，“大量的是不规范的问题，而不规范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不完善。”

   

  他也曾经特别指出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14 more annotations...

• 2008年6月，北京市民朱福祥申请国家审计署公开北京市违规使用多少土地出让金、北京市有多少土地净收益未纳入预算管理、北京市高尔夫球场以何种方式供地的信息。十天后，朱福祥得到答复：这些信息社会关注度高、敏感性强，公开后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不予提供
• 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水利部、国家统计局均以“部门预算属于保密文件”为由拒绝；发改委说预算“不在公开范围”；财政部的理由则是“预算信息与申请人本人的生活、生产和科研无关”。
• “迄今为止，没有一家真正公开了他们的部门预算。”吴的助手回顾索要信息的历程，“他们给出了诸多理由，推诿者有，支吾者有，忽悠者也有，来来回回很多次，就是不公开。”
• 吴君亮在自己创建的中国预算网上陆续公布了深圳市政府预算报告，以及卫生部、教育部和环保部三大部委的2008年财政预算。

• 2008年6月，北京大学三位法学教授向北京市发改委、交通委发起申请，要求公开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自1993年收费以来的收入总数，以及资金流向。即使有舆论的密集关注，两大部门仍然含糊其辞地打发了三名教授，没有给出直接答案。

   

  在此之前审计署的报告显示，这条机场高速总投资11.65亿，在收费三年后，北京市于1997年重新批准再收费30年。这意味着至收费截止日，机场高速的总收入将达到120多亿，十倍于总投资。
• 时隔数月，沈阳律师温洪祥依据条例，开始向沈阳60个政府部门和各区县政府申请公开收支报告，包括工资福利、财政拨款、预算外收入、下级单位上缴资金、行政办公费、招待费和差旅费等财务账目。沈阳市政务公开办先表示“有难度”，后来做出一个含糊答复，温说，“总之没有提供任何数据。”
• 2009年1月，中央新增4万亿投资的消息刚一发布，追问资金流向的公民申请便接踵而至。上海律师严义明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4万亿元资金来源及具体流向。发改委的答复中对总体投资计划做了概述，并未提及具体细节。这最终导致严义明状告国家发改委。此后，追踪4万亿的社会呼声愈演愈烈，并成为“两会”热点
•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恩多炮轰发改委预算报告再掀高潮：“科技部总的经费是198.1亿，但是其中‘其他支出’是69.5亿，占了总支出的1／3，这个‘其他’到底包括哪些部分，这个钱怎么个用法？！”
•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对京沪穗三地及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信息公开办采访得知，在不予公开的信息中，“涉密”占较大比例，特别是财政信息。
• 一方面是公用经费在“保密”原则下不见天日，另一方面，温州官员公款出国旅游、东阳审计局长公款按摩，这些频发的丑闻使对滥用公款的民愤达到新的高度。
• 报告对31个省区的财政信息公开情况作出评价。这份排行榜表明，在政府财政信息透明方面，政府的平均得分是20（以100分制计），“就是排第一的，113个问题里面也只能回答60多个”。

• 至于那些无法提供的信息，蒋洪分析，主要是出于保密的惯性思维，政府不愿或不敢提供。

   

  保密法及其实施办法，一直是制约信息公开最大的法律枷锁。蒋洪教授介绍，尽管1989年实施的国家保密法不再将国家财政计划、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列为国家机密，但现实中将预算案看成是政府秘密的观念，至今并未彻底改变。例如在全国人大会上，提供给代表的预算案上往往明确写着“机密，会后收回”的字样，对于普通社会公众，预算案根本就是保密的。

• 现实中一个更鲜为人知的文件被部分政府机构奉为“圣旨”。1997年国家保密局会同财政部等一些部门，出台了《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出：财政年度预、决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历年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人员知悉，不得向社会公开。

   

  也就是说即使有保密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支持，一些旨在控制经济数据的规章仍牢牢控制着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大脑。

• 蒋洪洞察了一些政府的复杂心理——他们托人打听自己在榜单中的位置，既不愿太靠前，也不愿太落伍，“如果听说位置靠后，他们会主动补充点信息过来，直到排名位置符合他们的心意。”

   

  蒋洪分析这样做的心理是：排名靠前，说明保密原则遵守得不好，会挨批；太靠后，又被认为信息公开条例贯彻得不好。所以不上不下是最安全的地带。
• 保密法的修改一直在进行当中，此轮修改是否能改变现在保密范围偏宽、定密随意和密级偏高的问题，现在还不得而知。

13 more annotations...

• 3月20日，国家财政部在官方网站公布了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数据，这是财政部首次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预算草案的第一时间将其向社会公开

• 1.你怎么看这次财政部的行为？

   

  吴君亮：我觉得总体来说，国家主动公布的信息比往年要多一些。这是一种进步
• 但公布的内容仅有4张数据表。中央的财政预算难道4张表格就能说清楚吗？我觉得顶多只能算是中央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

• 规范的预算报表至少应该有两本。一本是部门预算，一本是项目预算。部门预算包括中央各部各机关的支出，其中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里面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项目预算应该具体到国家每年包括哪些大的投资项目，各大项目的具体预算是多少。

   

  目前公布的这4张表格是按科目分类，这是一种粗放型的公布方式。很多具体的数据还是没向我们纳税人说明白。

• 支出预算表中第一项是“一般公共服务”，具体是指哪些？

   

  吴君亮：我想可能是指部门行政开支。但这个说法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对这个“一般公共服务”的解释一直是含糊的，举例来讲，假如“一般公共服务”是指部门行政开支，那么你再看下面的“外交”，外交支出是268亿，那么这268亿是指行政支出，项目支出，还是二者都有？我想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行政经费，如果全是项目经费的话，肯定是做不了这么多项目。

• 也就是说预算表格中，交叉重复的部分不少？

   

  吴君亮：是的。这也是粗放表格让我们困惑、看不明白的原因。而且交叉多了，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你看我们的外交支出是268亿元，其实我们不明白这些钱具体是多少部门多少人在花。比如有时候教育部说，有个项目要出国考察一下，需要多少多少经费，财政部其实知道得也不是很清楚，就这样把钱批下来了，于是，所谓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也就这样产生了。

• 这4张表格有一个现象，“其它”项太多，什么叫“其它”？

   

  吴君亮：谁也不知道。没有任何解释。老百姓怎么会知道数目如此庞大的“其他”项都包括什么呢？

• 还有什么疑问？

   

  吴君亮：我们可以看看“中央本级预算支出表”。比如教育，列出了两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但这两项相加的总和，并不等于整个教育的支出数额。基本上每个项目都存在分享数额相加不等于总额的问题。那别的钱花在什么地方？

• 支出预算表中，你最质疑哪一项？

   

  吴君亮：我最不理解的是“公共安全”。我们公共安全的预算是1161亿元，这是多大的一笔数字？这个数字已经跟我们的医疗卫生投入资金持平了，和教育投入比也差不了多少，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的3倍之多。

• 你最关心的问题是？

   

  吴君亮：公平。这个公平不但是指政府花钱与民众知晓之间的公平问题，还包括支出本身的公平问题。比如在中央本级支出的表格中，最后一项“其他”，其中包括住房改革支出431亿，这431亿到底是做什么的？是不是给行政机关住房补贴的？这个数额跟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对等的。如果只有国家机构的行政人员能够享受这个待遇的话，我觉得这对全民纳税人不公平。
• 这个表格出来之后，人们肯定会有很多疑问，这时政府就应该满足人民的知情权，做出解释。沟通多了，自然就会使得政府朝更公开、更透明的方向前进。

9 more annotations...

• 2008年11月间，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CEO吴君亮接到了来自全国的上千封电邮和无数的电话，但内容并不与他的生意有关，而是关乎他的一项“业余工作”——推动公共财政预算公开。
• 不但获得了深圳市2008年度市级部门预算草案，还获得了卫生部、民政部、教育部、环保总局等中央部委的部门预算资料。

• 吴君亮们因此获得了来自全国诸多素不相识的人士的赞美与支持，而最让吴君亮感到高兴的是，电邮和电话中，全国有近百名人士向他们表示愿意加入他们的行列，申请成为志愿者，共同推动公共财政预算的公开。在这些人中，有大学生、省委党校干部、县财政局官员，还有著名教授。

  　　“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了公共利益做点事情的。”吴君亮对记者说，这是他期待的一种现象，有更多的人“公民意识觉醒”，共同来推动公共预算的信息公开。因为对公共预算的知情权，本来是公民作为纳税人所应拥有的一项权力。
•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吴君亮读的都是政治学专业，1986年，他留学美国休斯顿大学，后来博士专业读的也是政治学。但博士读了一年他就放弃了，因为他越来越觉得以自己的个性，并不适合到体制内安身立命，如果只能做做学术研究，“那也没有什么意思”。
• 1984~1986年，中国财政制度完成了利改税的改革，由公有制时期的“上缴利润”变为“上缴税收”，也意味着中国由财政自有国家到税收国家或者公共财政国家的转变，而企业和公民作为纳税组织和个体（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都有权知道税收财政的使用和流向分配。
• 在美国，则早在1921年国会就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完成了公共预算改革。

• 2006年底吴君亮创办公司之后，有一次因为偶然的关系，他需要查找有关公共预算的资料，但到处都找不到，于是萌生了建立“中国预算网”的想法，为外界提供一个相关的信息平台。

  　　他预判，中国自1999年启动公共预算改革，建立了以部门预算为基础的编制，其后又进行了收支两条线、国库统一支付等深化改革，他认为到2007年，已经是接近于“外部公开”的时机了。

  　　时至2007年4月，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决算报告是需要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必须向公众开放并提供便利的查阅条件。

  • 专业人士对国内制度发展和形势的估计

• 吴当初也想过自己掏钱做一做相关的民间研究，“也算是自己的一种业余兴趣吧，满足自己对社会关注的一种姿态。”

  　　亦曾有过自由知识分子理想的吴君亮笑称，在中国，体制之外可以“玩”的空间其实很少，自己因此也“心死了”好多年。在美国20年，基本上追求的是属于让自己的生活更“享受”的玩喝玩乐。

•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吴君亮他们的第一份财政预算公开的申请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良好回应，2008年5月19日，他们以“分析研究”为由，向深圳市政府提出阅览2008年预算的请求，市政府工作人员电话对他们进行了解之后，5月27日便同意了他们的申请。

  　　不外借，不复印，可以阅览，也可以拍照，吴和他的同事们非常欣喜，在深圳市财政局阅览室，将一本300页的《2008年度深圳市级部门预算草案》拍成了300张照片。这也成为了中国首个对普通公民公开的公共预算报告，虽为草案。

• 同事们每天利用两个小时的业余时间，下至深圳各个区政府，全国各大城市的市政府，上至中央各大部委，纷纷发出要求公开部门预算报告的申请。

  　　但接下来的结果并不理想，他们屡屡碰壁，政府工作人员拒绝提供的理由包括“保密”、“不在可公开范围”、“与申请人需求无关”等等，有些甚至毫无回音。他们于是以《条例》规定的政府部门要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为由不断进行多次沟通和申请，多者达5~6次，并将每次的申请和回复记录、电话沟通记录进行保存。
• 2008年10月27日，卫生部向他们提供了一份并不完备的预算资料，随后，包括教育部、民政部、环保总局等部门也给他们“一点一点的”提供有关的资料，有些则是“一堆没有经过归类整理的看不懂的预算数据”。
• “按照《条例》，应该是他们要主动公开，但在中国，类似的改革要完成都是自上而下的，但如果不去争取，不做互动，这样的进程就会很慢。”
• 深圳有的区甚至将吴君亮他们的申请转给了保密局处理，但保密局并没有进行回应，“这就已经是一种进步了，至少说明保密局没有把这个认为是机密文件了。”他说。

  • 民众对公开法落实过程缓慢的态度

• 吴君亮坦承，“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具有特别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但这个事情，既然付出不是很大，力所能及为什么不做呢？”

  　　但他认为他们的着眼点更多的在于推动预算公开，而不在于预算本身，至于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方法论等等议题，则是以后的事情，而不能仅成为“情绪的发泄”。
• 他们指出这一部门预算草案中，都没有对其部门的基本职责进行陈述，也就是说，对为什么要基本预算支出？拿这些钱去干什么？完全没有说法。

• 在预算草案中，分列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但这些项目支出所履行的职能与部门的基本职能有重叠，也就是说，项目支出看起来就像是多开出一笔钱来做那些分内之事。也好像是干一件事情，但给纳税人开了两次账单。

  　　评读指出：“对几乎所有项目支出仅列出名称和所需金额，而对这些项目的必要性、实施的可行性、目标和宗旨、具体内容、细节指标，以及符合效率的评估等等，无一字交待。”

• 他们提出疑问：“这些项目预算资金是否会通过某一种形式成为各政府部门人员的另一收入渠道？也即，这些钱将或多或少地成为各部门人员（或部门中的一部分人员）的第二收入来源？”

  　　吴君亮将这一评读分别寄给了深圳市长和深圳市财政局局长，但两周过去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他们将这一评读报告挂到了“中国预算网”上，结果得到了网友的一片赞许之声。而据吴透露，深圳市政府工作人员因此也有点后悔当初向他们提供了这些资料。
• 这其实正是公共预算公开的好处，只有拥有了知情权，才能够拥有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公开之后，外界才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包括预算专家，进而推进公民参与和监督的进程，而在以前，人大的预算委员会毕竟只是“体制内的评判”。

  • 信息公开的功效
• 预算公开其实是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一个比较容易启动的突破口，而公开对于政府部门和纳税人都是互相促进的，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可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纳税人纳税意愿的增强，“现在特别是有钱人，纳税意愿很低，因为自己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 公民参与和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推动
• 吴君亮的乐观估计，3年之后，公共预算公开，将迎来一个比较明朗的局面，包括公共预算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大项目预算的公开。   

18 more annotations...

• 他固执地跟对方联系，让他们提供能够证明保密的证据，因为文件列为“保密”级是要有严格程序的
• 还有部分政府部门以“与申请人无关”、“不属于可公开范围”等理由回复。吴君亮气呼呼地说：“政府已经完全进入税收时代，向纳税人公开财政预算，这是政府最基本的义务。”
• 他们向各个部门发起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申请。作为指挥官，他要求部下把对每一个部门的申请都设立一个独立文档，详细记录往来过程，每一次电话交流，都写成通话纪要。“我会把通话纪要发给对方，”吴君亮说，“这既是规范的需要，又是在提醒对方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说：“公共预算改革的难点是思想解放不够，背后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阻碍。”
• 在长期“作战”中，吴君亮已准备了一整套办法。对那些不回复申请的部门，他就把下一封申请直接写给该部门领导；对那些传来一堆没有分类和说明的数据的部门，他会再次要求对方提供完备数据。
• 吴君亮要面对的是误解和愤怒。一些政府部门在往来几个回合之后，就再没有音信了。而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无意中说出了很多人的想法：“你们不要跟政府对着干，这是没有好处的。”
• 在记者采访吴君亮那天，一位1964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湖南老人，亲自登门，要求做一名志愿者。“从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邓的市场经济，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改革问题，”老人挥着骨节突出的手，激动地说，“现在我觉得预算改革才是最重要的。温总理说过，要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 吴君亮自己也承认，自己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了恰当的事情，“就算我现在不做，也迟早有人去做。这是时代的风声。”对于他来说，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 1905年，一批改革人士设立了旨在推动纽约市预算改革的“纽约市政研究所”。今天大名鼎鼎的“布鲁金斯研究所”便是由它演化而来的。这些预算改革者指出，预算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大问题。预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看得见”，人民才有可能对它进行监督。

• 在改革者的敦促下，纽约市在1908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预算。当然这份预算还很粗糙，只有市政府的四个主要部门拿出了开支计划。以后几年，纽约市的预算日臻完善。到1913年，预算文件已从122页增加到836页。

   

  纽约市的经验很快引起了美国其他城市的兴趣，它们纷纷索要“市政研究所”编制的“市政会计手册”，并派人参加培训班学习。不久，“预算”这个词就像“民主”和“社会正义”一样变成美国的日常用语。

   

  到1919年，全国已有44个州通过了预算法；到1929年，除阿拉斯加外的所有州都有了预算法。此后纽约市政研究所移师美国首都华盛顿。1921年，国会终于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至此，美国的预算改革大功告成。

8 more annotations...

• 距1999年中国预算改革拉开大幕，已过去了整整9年。
• 吴君亮个性清高，人生充满故事。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在重庆轮船公司宣传处做干事。为了逃避枯燥的工作，他经常带上工作证，从重庆上船，一路畅游三峡。白天饱览风光，晚上则和船长聊天、打牌。
• “改造公共财政，远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务实。”吴君亮用一句话回答疑问，“‘看不见的政府’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政府，而一旦信息公开透明，其他的改变必然接踵而至。”
• 政府给人大做预算报告，预算文本也是机密的，一般都由财政局长等人掌握，代表只能借看。
• 吴君亮说他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地方，为了将预算从‘机密’降为‘秘密’，很多人努力了3年。”

3 more annot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