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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王在瑩2008-12-18瑩在紐約 終極虛榮

　　紐約人認為，能在《紐約時報》刊登婚訊，是一份榮譽。去世後，在該報有自己的訃文，證明人生有可觀的成就。每一天的忙碌，是為了把日後的訃文內容變得更精彩。於是，生活和死亡，成為了意識裏缺一不可的雙胞胎，每一刻都為點綴自己的終點加把勁，雖然讀不到自己的蓋棺定論，卻不能放棄對這分終極虛榮的希冀。

　　對南非裔畫家瑪琳．杜瑪斯（Marlene Dumas）來說，繪畫就好比《丈量自己的墳墓》，如何讓題材在畫布上留下顯赫的痕迹。這也是她在 MoMA 剛開幕的中期回顧展的主題。以 Measuring our Own Grave 為題，坦率地表達了她對繪畫的專一，對生命與歸宿的態度。

　　杜瑪斯於 1953年出生於南非的開普敦，在大學修讀藝術；二十三歲時到荷蘭念了兩年心理學，繼而「自我放逐」，從此留在阿姆斯特丹。她自小有收集新聞圖片的習慣，筆下的人物，主要是這些圖片的主人翁：被蒙着眼睛的囚犯、被問吊的人、恐怖分子、婦女、兒童等。也有平日用寶麗萊拍下的照片：祖母、孩子、孕婦等。她以淡然的色調，把相片的形象深化，製造了幻想與失落的空間，令人毛骨悚然的黑色世界。

　　她在強烈的種族主義環境下長大，對人性、人道、女性主義等問題特別關注。她的畫全都沒有背景，只看到人臉和人身。不論年紀、種族、性別，人物的面目都表達着洞悉世情後的陰鬱，純真不再。在木納的臉龐上，空洞的眼神彰顯着對命運殷切的渴望。我想起安徒生故事裏的美人魚，為了追尋想像中的愛情，願意奉獻出美麗的聲線，變成啞巴，換來兩條腿，最後得不到自己的欲望，卻換來了不死靈魂。

　　看過展廳裏共七十幅繪畫，我感到驚歎而有點迷惘。繪畫使人看到一個特別灰暗的世界，教人想到種族殺戮、戰爭，人性無邊的險惡。1994年的《畫家》（The Painter），寫一個女孩的裸像，目光充滿了不信任的敵意，雙手染滿了紅色和藍色的顏料，看去猶如鮮血。在我的幻想裏，她像一個童年的驗屍官，看過太多死亡，受到恐懼的驅使，無止境地追尋真相，雖然嘗試保留清醒、審慎、警覺，卻在沉溺中把童真都耗盡了。畫面的線條清晰簡單，卻製造了教人心寒的意境。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瘋狂地追求知識，可幸至終贖回了靈魂。這會否是杜瑪斯在畫裏寄託沉重而無聲的欲望？

　　她的作品令我想到戈雅（1746-1828）的《戰爭的災難》，伊朗藝術家 Ardeshir Mohasses（1938-2008）富人道精神的插圖。但杜瑪斯沒有戈雅悲天憫人的豪情，也不如Mohasses的幽默。她認為自己的畫是一面鏡。她的確把人性的形相毫無保留、百無禁忌地展現出來。她的手法，幾乎是冷酷的；讓裸露、死亡者沒有遮掩的身軀和靈魂，在我們理性的明暗之間浮沉，拷問人道何價？

　　在畫法上，她對繪畫史深有研究，筆法不時流露馬蒂斯、德庫寧（1904-1997）、培根（1909-1992）等人的影子；着色方面更明顯追隨了埃米爾．諾爾德（Emile Nolde）的軌迹。在此以外，杜瑪斯發揮了她的瀟灑，在含糊的象徵裏把黑暗與光明的距離拉得極為接近，邪惡與純真、仇恨與激情，虛榮與自知，本是同源；都住在每一個人的心相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