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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媒体上有一些报道，民间在地震发生之前有一些反常的现象，比如说有些地方因为溪水和河水变浑浊没有水喝，还有蟾蜍集体过街的现象。请问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的相关部门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消息，是怎么样反应的？如果没有的话，今后我们在信息渠道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第二，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网上盛传中国有非主流的专家用传统思维，已经发展出了超越西方的一种地震预报方法，并且在地震之前做出过预报，请问两位对此做何评论？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地震预报有什么特色？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我嘱咐C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变化。这原本是基于个人的关注，没想到後来却演变成公共事件。

截稿期将近，像许多杂志一样，我们临时决定换掉原有内容，改做地震专题，这时我收到了C的日记。和普通的“客观”报导不同，她的日记记录的是大规模死亡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恐惧，绝望……这种心理真实触动了所有在後方、不能去灾区的编辑。它使人身临其境，它是一个记者“在现场”的证明。它区别于将情绪隐藏起来的“客观报导”，和对于救援力量的歌颂，简而言之，它包含的不是单一的情感。

这篇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有喜欢的，也有许多谩骂之词，这些已在意料之中，我也不以为意。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人反对的理由。这篇文章或许还称不上优秀的报导，但是和市面上大部分报导相比，C的描写更像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是在这时候，似乎选择站队是更重要的，似乎迅速的选择悲悯和救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复杂的情绪、真实的感受变成了一种罪过。而我怀疑的是，未经思考的悲悯和壮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得很好：有两种灾难报导，一种让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强大，另一种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的脆弱。面对灾难，有些人需要通过认同国家机器分享强大的感觉，以此摆脱个体生命的脆弱感；也有一些人需要回到个体生命的维度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分担他人的风险。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报导显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报导，就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开始找阿美。前方7个记者，分配了四个人在寻这个女孩。汶川进不去，三条路都断了，他们步行，冒着生命危险——不为采访，只是去找这个女孩——记者许晓从前方发回的短信这样写着：

5月15日19点26分28秒：便车加徒步抵达北川

5月15日20点14分05秒：尸横遍野，尸臭极浓

5月15日22点20分15秒：唯一的一块的安全开阔地上，有50具以上的尸体。今夜同眠！

这是几百家媒体中最诡异的一支采访队伍，这是所有采访计划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次设计，这是性价比完全不对等的一次新闻策划。

一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发回一条新闻稿。

今天下午4点，我们第四批记者登上飞往成都的飞机。增援！

为了阿美！

大难当头，众媒体或追动态，或做深度。我们做这个策划，是否太漂？三文担心——会不会被用户斥为“无聊”？（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多余，且有前瞻性）

凡此种种，都是理性，是媒体操作中必须考量的技术环节。若干次碰头、开会之后。我们还是定下来整体报道的节奏和部署。分成“事前烘托”、“出发寻找”、“最终结局”三个步骤。先利用论坛和博客，放图，引起公众注意，形成网络关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出发寻找，发布寻找细节；第三步，找到阿美。揭晓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