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藏族社会现在几乎被一些人想象为世外桃源，这无疑也是一种“内部东方主义”。钟摆如今又到了这一边。在物质文明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人们常常将城市视为文明、光明的象征，而农村是愚昧、黑暗、有待拯救的；等到物质文明大获全胜时，却是一阵厌倦情绪袭来，这一回城市逐渐被视为无聊/堕落（如果还不是罪恶的话）的象征，乡村却象征着失落的精神力量、纯洁、简单快乐。前一阶段是进化论，后一阶段是退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藏区就是我们的“东方”。
当然，这两种形象都从来不是全部事实，只不过是人们阶段性地愿意看到的镜像而已。简单快乐的那个静止社会，也意味着“西藏根本无社会流动可言”[37]，人们只能以宿命论的姿态接受严格的人身束缚。他们那种被渲染为虔诚、纯洁、执著的信仰精神，也未必是自发的，而只因服从是首要宗教义务，就像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会，真理被认为是外在的、绝对的东西，由职管真理的教士们传与被动的俗人。作为佛的代理人，僧侣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天，除了服从外，人们与他不能有任何关系。用卡莱尔的话说，“那些贫苦的西藏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教规。他们认为，佛祖总是要自身下凡转世，世世代代如此。实际上这也是信仰一种教皇！说得更确切些，实际上是相信世上有一个最伟大的人，这个人是可以找到的。此人一经发现，人们就必须对他无限服从。”[38]这种宗教上的虔诚、顺从，与对领主的奴性，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