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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对话：您在课余为媒体撰写专栏，接触不同的媒体。您觉得中日媒体在互相报道的时候有什么特点？

加藤：中国对日本的偏见，主要是跟从小的教育有关系。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主要是历史书上的，比如侵略啦，南京大屠杀这种，日本高中教育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是古代史，古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人进了社会以后，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媒体，所以对日本受众来讲，媒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是，两国媒体报道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趋同化，一致性。日本五大报纸、中国四大门户，常常都同一个时间、同一条新闻。

这跟美国媒体不一样。日本的媒体，可能不希望有漏洞，所以大家都跟同一条新闻。这样给受众的感觉就是这条新闻特别重要，而且会让他们认为中日就是这个，中日只有毒饺子、只有历史问题。

日本对华报道，中国对日报道，往往是趋同化，之后被人说成“民族主义”、“煽动性”。如果能够稍微平衡，换个角度，换个切入点。这样给受众的印象会不同。如果整体舆论都是中日之间只有这个，没有别的。这可能导致偏见越来越深。

我必须特别指出：纵观国内各种大小事件，没有哪起事件是因为党委政府说了真话而形成风波。

　　我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情况，很多时候，公众对事件真相的要求是次要的，对党委政府的态度要求却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如果党委政府态度诚恳、积极，公众并不会对事件真相本身产生太大反应；反之，公众会因为一些党委政府暧昧、粗暴和压制的工作态度产生反感，进而影响到对所有事情的怀疑，致使事件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于建嵘：网络监督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民众通过网络反映自己关心的问题，客观上有利于相关部门转变作风，改进工作。而且网络监督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效的舆论监督形式，因为主动权掌握在民众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被监督者政府手中。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网络监督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引导，而不是控制和封杀。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公开、透明的社会，政府的行为和各利益主体的活动必须置于透明的阳光式的运作体制下，不能搞秘密操作。事实表明，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杜绝权力腐败，越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

为帮助各党政机关科学、及时、有效地监测、汇集、分析、引导互联网舆论，适应各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各种涉及民生的公共管理和社区服务决策水平， 2008年12月17—19日由人民日报网络中心舆情研究室、中国信息协会信息主管（CIO）分会共同举办的“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塑造”培训班在北京召开。

据悉，此次培训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以案例为题材，分析当前突发事件、热门话题的网络舆情，有效控制舆情发展，解决舆情事件危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2、以应用为导向，建立适合本部门、本地区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系统，用信息化的手段辅助领导决策和政府公共应急事件。

為了盛事，全民被「含淚勸告」收聲。如果不收聲，就會失去說話權。比如說，「豆瓣」這個這兩年迅速壯大的文化討論網站，以同好者的形式匯聚了一個個自由暢談的小組，令人欣喜覺得這是網絡自由空間的拓荒地，但先是「文革小組」和「林昭小組」被封，繼而眾小組被勸諭毋論國事，接覑一系列所謂敏感實則只是在調侃的小組被關閉，像「和諧社會2.0」、「網絡第49號看管所」、「我們是社會主義的接班人」，最後連純屬搞笑的「悲慘新聞小組」也被封了，而極有影響的「北方周末」小組，有幾千個成員，剛剛也被勒令在奧運開幕前七天禁止發表新的言論。

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豆瓣網友寫了一篇《豆瓣已死》，說出了真相：「當初還想覑理解豆瓣，知道在這個偉大的國家，豆瓣也有不得以的苦衷，但到了最後，就變成了一種笑話。嚴要求、高標準在豆瓣得到了完美的執行，以至於在內地各大網站通行無阻的文章，到了豆瓣就會威脅網站的運營。」原來不只是官方壓力，更多的是自我審查，自我閹割。

网络反应让当地官员们陷入了另外一种焦虑。他们开始着手组织反击，虽然已经很被动，但仍然取到了不错的效果。

　　一些反驳传言的帖子开始出现在网络上。这些帖子大部分出自瓮安的“政策舆论法规宣传组”，十几名熟悉网络的老师特地从县里的学校选调来，集体到网上跟帖，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去辟谣，引导舆论。

　　这个宣传组的组长为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云。据当地一名官员向我介绍，这个宣传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人员上网跟帖，“以贵州的媒体影响全国的舆论”。由于政府网站所在地已被烧了，工作人员只好搬到县广电局的二楼。从全县部分机关、学校选调来的这十几名人员每天负责收集信息，并对失实信息跟帖澄清。

　　事件应急指挥部的一位官员还介绍说，“除瓮安县外，黔南州每个县、市宣传部也都组织了5名网评员，每天根据新华社消息和公开发表的材料，以灵活多变的形式跟帖引导网络舆论。”

　　显然，这次当地政府部门开始讲究新闻策略了，这些方式比以前有效很多。

进入daqi.com,这家位于北京的公司定期搜索五十万个论坛，辨别出其中牢骚顾客发出来的帖子，在这个话题获得更多关注之前，大旗撮合购买者与丰田取得联系，丰田则向经销商施压，使其向买家交付汽车。“在互联网上，即使只有一个消费者的负面评论，它最终也回影响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大旗的CEO周春兰说道。“这对世界著名商标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代表丰田的公共关系机构说公司已经与大旗一起合作，但是拒绝进一步说明这件事由的来龙去脉。

大旗只是帮助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极其危险的互联网上小心行事的新类型公司的其中之一，耐克，百事可乐，麦当劳，法国化妆品制造商欧莱雅，以及其他一些品牌也雇用类似大旗的机构，比如同在北京的机构中国网盟（China Web Union），以及在上海的CIC。这些公司每月收取500到2500美金的费用来帮助客户监视帖子以及压制负面消息或者制造一些正面的言论。

中国网民第一次确认自己这个群体中不乏“重量级”人物，是在2003年。

　　当时SARS肆虐，很多人记住了两句话：一是胡锦涛在广州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二是温家宝在北大宿舍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展江昨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这是胡锦涛第一次专门就媒体问题发表讲话，其精神与十七大报告一脉相承，既有中国官方对待媒体的传统观点，也有大量主张开放的元素。

胡锦涛与网友交流

　　展江认为，讲话“开放”最明显之处，就是提及“(媒体)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现在(导向)和表达民意的地位平等了”。

　　胡锦涛在讲话中专门提到媒体应当“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展江认为，这样的表述加之前日胡锦涛与网民在线交流的行动，“实际上肯定了网络民意的合法性”，因为“现在的公众情绪在网络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胡锦涛用‘疏导’这样的词语，说明有一个充分尊重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