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科学者和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却有在思维方法上大踏步回归中国传统的非逻辑的独断论的和散漫的混沌论的趋势，这使得中国的文坛、学坛有可能重又回到过去大量制造文字垃圾的旧传统，从而有害地阻挠中国社会和文明的进步。
说白了，《大学》的内容不过是如下所列的8句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基本上被儒家、道家、法家这三家所垄断，这三家，尤其作为最主流的儒家，全都缺乏逻辑。然而，这三家的另一个共同所具有的特点却是愚民，在主张反智主义的愚民政策上也的确是这三家的学说之所以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苟延流传下来的一个共同的关键。从而可以认为，正是“愚民”的反智主义，使它们共同与逻辑绝缘。这是因为，逻辑作为思维的方法、工具、理论、规律，它本来应该是开发民智的产物。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都是害怕和拒绝开发民智的，愚民政策原本即是他们稳固专制统治的最主要的法宝。如此一来，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同样有力地印证了中国人不可能有逻辑的历史原因。
秦汉之后的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对逻辑的兴趣，丧失了追求思维工具、方法、理论、规律的原动力。中国人迄今之所以缺乏逻辑，不在于中国人缺乏研究逻辑的能力，事实上中国先秦时期墨家及其后学的逻辑学成就比之亚里斯多德也并无太大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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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十六：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只靠复兴传统来振兴民族 - 黎鸣 - 新浪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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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十五：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真求知精神 - 黎鸣 - 新浪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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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十四：为什么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 - 黎鸣 - 新浪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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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可以认为，像梁漱溟先生那样把中国圣人的态度放在犹太人先知与印度人佛陀的两种极端的态度之间是恰当的。犹太人先知要求人们尖锐地分辨善恶，并从而力求把人类的生命不断超升到永恒的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境界。印度人佛陀则要求人们舍去一切构成是非善恶的原恶与原欲，并因而力图把人类生命不断降沉到永恒寂灭的境界。中国圣人取中庸态度，要求人们“薄责于人”而“求诸己”，也即少问别人的善恶，只分清自己的善恶，并做到克己、礼让、孝梯、忠恕，人类即可以达到一个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
　犹太人通过他们的圣经中的旧约说明，他们是有文字史以来最早认定人性本恶的民族。人性虽然本恶，而人类又需要善才能共同求存，这个善只能来自外部，并且是来自高于一切人的某个外物。犹太人通过他们的祖先摩西，首先发明了抽象的上帝，这个上帝为他们约定了一切希伯来人必须遵守的诫律，这就是有名的摩西十诫。自此希伯来人认定，善就是信仰上帝，遵从上帝的约定或诫律，求得上帝对自己罪恶的赦免，并从而使自己的灵魂获得拯救。信仰上帝的执著性使希伯来人自信是上帝特选的子民。可见最初犹太人对上帝信仰的选择完全是源自一种人类趋利避害的自然倾向，而作出这种选择的人类主体的内在依据则是最初希伯来人祖先对人性本恶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