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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孩子要结婚了，父母通常会把所有的积蓄送给他，让他办酒宴、买房子。这非常普遍，在大城市亦如此。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后辈得以结婚并买一套房子。中国父母会认为，“如果我们有积蓄，那为什么还让我们年轻的孩子去承担每月还贷的负担呢？”表面上看，这让后辈不用靠抵押贷款购房。但问题是，一旦父母把养老钱今天给了儿子，等父母真正老了退休、自己没有收入的时候，他们靠什么养老呢？我知道，按孝道，儿女要供养，要给父母当初的投资以回报了。但，这里，没有合同写明他们的孩子必须回报多少，多少算多，多少算少。

想象一种情景：年老退休的父母只能被动地等待，等着他们的孩子给钱，以养活自己。即使他们没钱了，如果孩子不给钱，他们可能也不好意思要，因为他们也许会顾及到自己的尊严，刚开始，自尊和自豪感让他们不愿向孩子要钱。想想，这对老年人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啊！他们就会不敢花钱。即使他们从孩子那里获得一些钱，可能仍然不知道明年孩子会不会忘记给钱。或者，也许到了明年，孩子的收入没有那么高、不够钱了。因此，在没有自己的钱的情况下，父母怎么也不敢用钱。那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境地。当然，实际的情况是，许多父母在没钱时不会管那么多了，管不上尊严了，还是会去要。人过到这种份上，就没意义了。

这就是为什么把经济交易从家庭脱离出来对家庭关系的纯洁非常重要，对其他社会组织亦然。相比之下，如果年轻人自己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结婚，自己以后赚了钱还银行，自己花自己的钱，而父母把积蓄买养老保险、养老基金，等老了退休自己花自己的投资回报钱，那不是让大家都更有自尊、自由吗？这样，家庭内关系不以金钱交易为基础，而是侧重感情了。

当经济交易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一旦完成，那就真正完成了，它既简单，又不涉及情感。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

所以，人情社会也是契约社会，只是契约的形式不同，契约的执行方式也不同，仅此而已。为什么中国社会以前靠亲情、人情就够执行各类隐性契约，而许多交易并不需要正式显性契约呢？关键在于所交换内容的价值高低、交易范围的宽广程度。农业社会没有几样东西值几万、几十万，犯不着动那么多脑汁写下正正式式的契约，所以，中国自秦汉开始，只有在涉及土地买卖、房屋买卖时才写契约，我老家就一直如此。另外，当交易范围只是在本地、本村，世世代代都为左邻右舍，当然犯不着那么正式写契约。可是，这些并不意味没有契约关系在其中。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易价值的上升，以人情为基础的契约执行基础就越来越不够用，中国人也不得不从非正式隐性契约走向正式的显性契约。社会关系和文化也因此而应变。

我知道，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冲击，使许多原来习惯的社会架构断裂。在这种时候，人们自然倾向于回到过去，到博物馆里找过去熟悉的东西，希望以此解救现代化带来的冲击。但，客观讲，这是一厢情愿，是一种心理安慰。

在过去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能力又极其有限，温饱总是最主要的挑战，所以，儒家主张以血缘家族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并给它配以“三纲五常”文化价值和名分等级社会秩序，那可能是过去两千多年里相对最优的一种安排，使中华民族能够繁荣昌盛。在那种社会秩序下，“三纲五常”和名分等级秩序的刚性当然阉割人的个性，但却可以使人际间的交易风险大大降低，节省交易成本，所以，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当时生产能力低下的条件下逼不得已的选择。加上当时的人口流动少，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这也使儒家依赖的道德约束多少能行得通。

但这次跟唐宋时期不同，最大差别在两方面，第一是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加上跨地区的人口就业，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第二是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把人际交易从家庭、家族剥离出来，由市场取代。一些传统学者不能看到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也不懂各类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在19世纪之后的发展，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按照从经典到经典的研究范式，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还能走回去。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几个人能认同他们的药方。

解决中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归儒家传统，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家族，不再强调刚性的、阉割个性的“三纲五常”与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愿结盟，把家的核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