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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一个小吃摊子，在台湾也是以经营年代久远、声名远播为荣耀。几十年经营不变的老摊子，招牌可以很破，信誉却越做越好。许多海外游子，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冲向自己多年喜爱的小吃摊。几十年过去了，小摊老板可能从爷爷换成爸爸，甚至已经传到孙子辈了，仍然在那里迎接着老主顾和新主顾。而且更有意义的是，这些摊子都很注意环境和卫生，那套处理油烟的设备都没少花钱。

从这些不为人注意的小事，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诚信水平。

沟通，大家普遍容易出现的情况是：说的多、听的少，而且常常抱怨对方不愿意听自己说。其实，我们说出去的，别人不一定听到，听到了也不一定认同。我们听到的，反而成为我们自己增长的知识和财富。倾听，是最重要的沟通。表达，则应该尽量用对方喜欢接受的方式。

在两岸之间，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对方不了解自己，也有人表示“我为什么一定要了解你？”。这让我想到，在我们生活中，许多人讲完话都会带一句口头禅——“你听明白了吧！”，似乎自己说过的话别人如果没听懂一定是别人的责任。这句话在英文里好像是这么说：“Have I made myself clear(我说清楚了吗)?”，意思是如果我没说清楚，可以再说明。在沟通过程中，听清楚对方的意思，说清楚自己的意思，这都是自己的责任。
两岸之间也是如此，中间隔着海峡，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不小。差异本身就是财富，这些财富在争吵中会流失，在倾听中会增值。

在沟通中多承担一点责任，乐于倾听对方，乐于耐心地说明自己。

用有赞美之意的“华”“夏”自称，而将周边的居民用“戎” “狄” “夷”等等带有贬义的字来称呼。

但是人的财富多了,养尊处优，容易变得贪生怕死，体力衰退,所以翻开中国得历史，常常是落后的文明战胜先进的文明。因为在那以大刀长矛为主要兵器的年代,两军交战,是士兵面对面作体力、技能和勇敢的较量,文化落后，思想简单，体力强悍的游牧人，显然占了优势。

如何对付来自边缘地带的强悍的袭击者，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老大难。那些本来强悍的种族，打进中原并坐稳天下，变得文明富裕文弱以后，角色转换，
他变成了新起的贫穷落后然而骠悍善战的种族的攻击目标。 中国的历史似乎就是这样在一幕一幕地重复演出。

将匈奴、女真、蒙古等住在周边非华夏集团的族群视为外人，是站在以汉族政权为中国正统的立场上的偏见

如果要从人种的血统来考证，首次统一中国的秦人，无论秦王室究竟是不是戎的一支，但秦人中有大量的戎是不争的事实。

这匈奴，按他们的说法，“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也是华夏子孙。

公元89年汉王朝对北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一战,汉方的主力军为一万四千骑兵,而其中只有四千是汉人,另一万人全是南匈奴的士兵,其他侧翼人马,主要也是匈奴和羌胡组成的.

这一仗是南匈奴单于请缨才发动的，所以这样的战争能说是汉族和匈奴之间的民族战争吗。

女真族住在中国东北境内，这里在清末被沙俄侵夺以前一直是中国东北部各族栖息出没之所，唐玄宗时便已在行政上归属中国中央政府，建置为黑水府，当地的首领被任命为都督、刺史，成为中国的地方官员，以后或服从中央，或自行其政，依中央政权之强弱而异

。金为其完颜阿骨打所建立，从一隅之地发展到占有中国北部，存在一百多年后为元所灭，并接着为明王朝所统治。及至出现杰出人物努尔哈赤，再次割据一方,建号金国,（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上即位，建元天命，定国号曰金。（清史稿卷一·本纪一）后来又进入中原，发展成为大清帝国，统治全中国二百多年，并曾使中国出现民富国强的盛世。

孙中山曾以康有为等保皇党人说“因为满州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称号，满州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廷相传的接替，可以说是易朝，不是亡国。”来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亡了。”其实保康有为等说的没错。努尔哈赤
的祖辈就有中国的地方官员的身份，在他得到龙虎将军头衔前，明朝大事的原始记录《明实录》中，还有努尔哈赤在被任命为建州都督佥事后，亲自到北京朝谢的记载。

明末大学者
顾炎武(1623-1682)曾言及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改朝换代为亡国，此肉食者事，匹夫无庸参与；亡天下，则指中华文明之道统中斩，故天下兴亡，匹夫亦有其责。王夫之(1619-1692)也说过“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王夫之，宋论卷十五）故当时他们视蒙古、满州为外来之亡天下者，自有其理。

但蒙古人主导的元朝，赫然在中国之正统，元世祖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弘远矣。”这是明代著名学者汉人宋濂等编的《元史》对他的评语，实不为过，因为在今天我们还可感受到他对奠定中国的疆域和典章制度上所作的贡献，虽其后代乏善可陈，且有倒退之举，但其族人终融合于中华大家庭中是不易之事实。而满州入关后，融入中华文明的程度，更超越前人。

近代汉族史学家孟森对女真族也有“顾其族为善于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者，其知识能随势力而进，迨其入关抚治中国，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历朝明盛诸帝之下。虽死于安乐，以致亡国，在女真之根性，实一优秀之民族也。”的评价。

住在中国周边某些族群对中原的侵扰，无所谓民族意识，而是受利益的驱使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发动者，也多是为了追逐利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的家当最大，刘邦、朱温都以此向他的老子夸耀过。孙中山说“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得，但中国几千年来所战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一版，710页）可谓切中要害
。需要补充的是，不止是想当皇帝的那个人要打江山、坐江山，那些追随者也是为了打下江山后，自己能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
所以刘备仅割据一隅，听了诸葛亮引耿纯劝刘秀称帝的一番话：“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由从公也。”便也称了帝。（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这些周边的少数族群，人少文化低，开初多无入主中原之大志，不过是间或来打劫点财富，只为得利于眼前，有时因出现一二杰出人物，强化了该集团，又正巧当时中央政权腐朽无能，不堪一击，于是加入到逐鹿中原的群雄之中，也想当全中国的皇帝了。苻秦、拓拔魏、完颜金、忽必烈和爱新觉罗集团都是如此。

大清帝国朝廷的组成，开始是满人占绝对优势，后来汉人地位逐步提高，直到平分秋色，这也是清入关后对全中国有效统治，能维持二百六十七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朝明文规定，各级政权机关第一把手必须是蒙古人，但也不是清一色，汉人可以当副手。
所以、元、明、清统治集团，都不是按血统、信仰或阶级成分来组合，而是利益的结合。种族间的冲突是有的，
元之种族歧视尤遍及各方面，这也是他代宋后仅八十八年即垮台的原因，但此时并无民族意识，指导人们的思想仍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此处的“国”实为为一个一个的利益集团，也大不同于欧洲的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意识是因列强的侵略而产生无疑

在岳飞、文天祥的时代，尚无中华民族的概念。岳飞、文天祥的精神支柱是忠君爱国，此处之国亦即是君，君国一体，故陆秀夫负帝昺投海，遂书“宋亡”。而民为国本，人君复自居于民之父母之位，忠君爱国，盖亦包括保护人民在内。故岳飞、文天祥的精忠报国，非仅为赵氏一块肉。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更可以说是在捍卫文明。

论者或曰：宋帝昏庸，朝政腐败，忠于此政权已无意义。不然，因为无论宋政权如何腐败，宋之经济文化远较女真、蒙古先进。当活字印刷已在宋出现之时，女真、蒙古尚无文字，即可见一斑。

当时中国技术领先于世界，工商业的繁荣，纸币汇兑已开始出现，人们生活富裕，从名画《清明上河图》即可略窥一二。这与宋代是文人治国，经济政策宽松的结果，也与宋辽之间停止交兵
，提供了百多年的和平环境不可分。

因此岳飞和文天祥的努力，非仅为一姓一族之兴衰，而是代表文明社会抗击野蛮落后势力的壮举，无论成败，都有推动中华民族成长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意义。

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怎样看待岳飞、文天祥，当然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立场上，如怕伤某些少数民族的感情而取消他们民族英雄的称号，不成理由。事实上，女真对岳飞、蒙古对文天祥都是很尊崇的，虽然元朝和清朝的皇帝都是看中了他们对皇帝的忠，褒奖他们，是要臣下效法，并不足取。另一方面，如保持他们民族英雄的称号，却仍仅以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为根据，还是贬低了他们的精神价值，也确实不易为其他族群所满意。我以为最重要的，在于发扬他们超越族群、国界的道德精神，认识他们的行为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成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今《墨子》中的《号令门》篇即出于秦国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国具有较大的势力。
　　

墨徒对自己要求较严，《庄子》说他们“以绳墨自纠，备世之急”。特别在生活奉养上提倡“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墨徒与别家所不同的一种独特形象。

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巨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难。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是从儒家分出来的。墨子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显学篇》）。而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墨子“好学而博”（《庄子·天下》），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得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子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由此可见，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

不过墨子许是为了巩固自己学说，而提出世上有鬼，还教人敬事鬼神，进而形成了一种落后的宗教观，

 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又称《墨经》或《墨辩》。
　

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了大约100多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可能也会兴盛一百年。这两种理想主义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被统治阶层深恶痛绝。

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得知。最近有一部《墨攻》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便成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

 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跨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

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这就是墨家神秘消失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墨家学派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墨子》一书中不仅提出了“选天子”主张，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思想。

果听任墨家这种思想在社会上传播普及，那么一旦被社会大众所掌握，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便岌岌可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便可能在中国产生。

不仅秦始皇厌恶墨家，汉武帝也肯定痛恨墨家，否则司马迁不会在《史记》里对墨家的事迹只字不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时代出版的《淮南子》，对墨家事迹倒记载了不少。
　　

 历史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当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在雅典等地展开之时，中国黄河流域这一地区也发生着具有民主倾向的平民运动。如果墨家这一群体和这一思想不遭遇来自外部的野蛮力量，汉民族可能会选择一种相对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国的历史也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围剿和篡改，真正的历史已经远离了后人的视野，我们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辨明先人留给我们的迷雾，挖掘出那些掩盖已久的历史真相。